（史学争鸣）真伪考辨：《龙门峡》究竟是不是写江津龙门滩？

文化作文研究

编者按

感谢谭云籍、谭蘅君老师授权本公众号发布该文。感谢《巴渝水文化》期刊2024年1期刊发，我们发来，供大家参考。

本公众号发布该文，与前面发布《北宋名臣范镇晚年徙居江津真伪考辨》一样，不代表本公众号认同该结论。发布的目的，是希望江津史学界、重庆史学界有志之士，共同来研究，通过反驳，批驳，附驳，或证实或证伪，或认同或反对，最终得出学界公认的结论。
江津区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中华诗词城市”称号，其中就有大型情景剧《龙门峡》的功劳。2017年该诗获得“重庆最美十大古诗”。因为该诗涉及重庆市和江津史学界的系列荣誉，所以我们希望它的争议是良性和友好的，目的是追求信史的真实性。

本公众号发布该文，是希望抛砖引玉。现在全民猛批毒教材，在此环境下，伪文化，假文化其实也是属于毒教材之一，它会误导一个群体，甚至误导几代人的成长。

谭老师作为文化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创建者与推广者，一直关注地域文化的走向，希望挖掘真实而有价值的文化材料，培育出具有地域文化底蕴和地域文化精神的文化群体，共建文化未来。

希望该文能引起江津史学界和重庆史学界的关注，为净化和打造重庆信史，大家共同努力。

《龙门峡》究竟是不是写江津龙门滩？

谭云籍  谭蘅君

摘  要：重庆文化界将《龙门峡》署名为初唐诗人陈子昂，并指明所写地点为江津龙门滩。但真实的历史却是：该诗的作者叫沈佺期，题目最初叫《过蜀龙门》。陈子昂《陈伯玉文集》里没有《龙门峡》一诗，但《沈佺期集》和《全唐诗》里都有《过蜀龙门》。《江津县志》未刊印的明朝嘉靖杨几川版首次将《龙门峡》署名权转移给陈子昂，并将地点确定在江津石门，但随后正式刊印的乾隆版、嘉庆版、光绪版、民国版等均不认可，直到1995年版县志又重新收录。从作者角度，没有文献支持陈子昂到过江津，但有文献证明沈佺期到过巴蜀。从作品角度，描述的大峡谷五里长，与龙门滩完全不匹配。从题目角度，由《过蜀龙门》改为《过龙门峡》《过龙门滩》《过巴龙门》《龙门峡》等，缺少严谨性，篡改痕迹明显。所有证据均指向《龙门峡》与陈子昂和江津无关。

关键词：龙门峡、龙门滩、陈子昂、沈佺期、江津、全唐诗

《龙门峡》的作者是不是陈子昂？诗作内容是不是写江津龙门滩？曾经在学界出现过争议，但没有定论。如蓝锡麟教授认为陈子昂该诗所写龙门峡确定在江津龙门滩有逻辑缺陷，不完全认同，提出新观点，认为另外两个地方也可能是该诗所描述的对象：一是重庆铜梁唐朝安居县的琼江流域，县治西南的龙归山。琼江是涪江的支流，陈子昂到过安居镇，因而游览过那座龙门山属大概率事件。二是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龙门镇，也可能是当年“巴龙门”。据此提出了在做出定论以前，川渝三处龙门可以共同来分享“巴龙门”。

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多角度论证。首先确定该诗的作者，其次是理清该诗的来龙去脉，再次是分析该诗所写内容是否与场景相匹配，最后是分析作者是否到过现场等。
本文暂时无力论证龙门峡究竟在何处？因此重点论证它是不是写重庆江津龙门滩。如果不是，那么在排除的情况下，可以方便寻找和论证新的地方。

一、呈现争议：

《龙门峡》在《全唐诗》中的作者不是陈子昂

有一个史实：《全唐诗》收录的这首诗，最初的题目叫《过蜀龙门》，后来被人改作《过龙门峡》《过巴龙门》或《龙门峡》甚至《过龙门滩》。
作者不是唐初“诗骨”、一代文宗陈子昂，而是“唐人七律第一”的沈佺期（约656—约715）。
全诗90个字：“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长窦亘五里，宛转复嵌空。伏湍煦潜石，瀑水生轮风。流水无昼夜，喷薄龙门中。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我行当季月，烟景共舂融。江关勤亦甚，巇崿意难穷。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东。”
此有《钦定四库全书·御定全唐诗》（卷九十五，第5页）可证，直接上图。

图注：《钦定四库全书·御定全唐诗》（卷九十五，第5页），作者为沈佺期。

《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编修，收录唐代2529人的诗作共42863首。
但在此前，明代史学家曹学佺在1613年左右所著《蜀中名胜记》中，引用明代江津进士杨几川编纂的《江津县志》中的记载：“《志》又云：‘治西有石门，号龙门滩，即龙门峡也。’”
注意：石门，属于白沙镇，不是现在龙华镇那个龙门，两地相差几十公里。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无法猜测。要么是他们当年阅读到的信息有误，要么他们想为江津找点文化遗产，要么认为江津有地名与诗中地名吻合等等。无论哪一种，都与古代修史修志的真实性原则相违背。
明代《江津县志》的编修，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杨元吉邀请江津进士杨彝（字几川）参与，“经凡三月，事乃峻”。当然，这个版本之前的30年，还有一个版本，“故志绝笔垂三十年”（杨几川《旧志序》），那个版本已不见记载。但在成化《重庆郡志》上有（成书时间大致在1475-1485年间），当时仅存五卷残卷，其中包括“江津县卷”。随后才是万历《重庆府志》（1606年）刊印。
曹学佺（1574-1646）晚生杨彝几十年，曾任四川按察使（相当于省公、检、法一把手），因此有机会收集到《江津县志》杨几川手抄版，虽然它并未付梓刊印。也能收集到万历年间的《重庆府志》，而该版本肯定会受《重庆郡志》影响。不过《重庆府志》编辑对《重庆郡志》几乎是一致否定，认为史料缺失严重，错误很多，付梓时校勘质量也很差。以至编纂邹廷彦认为“窃计非先生笔，或学博弟子有所辑而托耳”。
《重庆郡志》没有设“艺文篇”，但有题咏，其选诗只有江渊的《几江八景》一诗，没有《龙门峡》。万历《重庆府志》“卷之又六十八·五言排律古（篇）”里却有，题目很奇怪，已经改为《过巴龙门》，跟诗歌内容非常吻合，署名为陈子昂。该书成于杨几川版《江津县志》之后，逻辑上应是参照了该书。
曹学佺1609年到四川任职，35岁，万历版《重庆府志》已刊印5年，但从题目来看，他没有引用府志，而是县志：“按，陈子昂《龙门峡》诗曰”，他用的题目不是《过巴龙门》。因此，溯其来龙去脉，是江津文人杨几川们将《龙门峡》一诗的署名权移给了陈子昂，并将龙门峡确定在江津石门。至于之前明初更早的《江津县志》版本，因已失传，无法考究。


图注：此是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蜀中名胜记》，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第242页。




曾受一县长主编乾隆版《江津县志》的时候，“龙门滩”的解释变成：“县二十四里，水势甚险，蜀王命工凿去石梁如门。”
没有说在石门，也没有说是峡。因为龙门滩与这两者都没有关系。历史素材也变成了蜀王凿石梁。
民国版则解说为：“县西二十四里，夏涨，船自上来，必先里许傍北岸顺下，若逼近滩上，则无幸矣。”按照民国版体例，若有名人诗文，会附在相应景观后面。但没有收录。
再查《江津县志·艺文篇》，艺文篇通常是选录本地名流或写本地名胜的文、赋、诗等，仍然没有收录陈子昂的《龙门峡》。
这说明从乾隆版开始，曾受一们已经考证过康熙版的《全唐诗》，虽然编纂时参照杨几川版和龚笋湄版，但并未盲从，而是考据查实后，对错误史料立即纠正。
乾隆版主编曾受一在《序》中谈到了明朝杨几川手抄本：“乃访故实，求志乘，得前明杨几川、国初龚笋湄二家抄本。残缺漫漶，即欲修之……爰及二家之志，缺者补之，讹者正之。”
参与校阅的进士王家驹在《县志后序》中这样叙述对两家抄本的取舍：“悉取旧稿，统加裁正，缺者补之，略者增之，疑似者参酌之，纪录必要其实，考据必得其祥。”
清朝状元石韫玉所写的《江津县志序》也有类似说明：“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知县东安曾君采前明杨几川、本朝龚笋湄二家抄本，补缺丐讹，作志若干卷。”
总之，从乾隆版正式刊行开始，经嘉庆版、光绪版到民国版，到县志1995版之前，江津文化界从未把杨几川们的《龙门峡》当成江津的文化遗产。目前找不到是当代哪位或哪些文人重新拾起杨几川们曾经的江津故事。
至于《龙门峡》又如何变成《过龙门滩》，将位置由石门下移几十公里到龙华镇，并将江津没有的“峡”，变成江津确有的“滩”，也没有找到出自何人之手，估计是重拾杨几川故事的人发现这里是滩，不是峡，于是找了一个新位置来代替。
这些变动痕迹，都指向唯一的事实：这是个不严谨的假故事。


图注：《江津县志》乾隆版对龙门滩的解说。



图注：《江津县志》民国版对龙门滩的解说。



二、作者辨析：

到底是谁写的《龙门峡》？

寻找《龙门峡》的作者，这是逻辑链的核心问题之一，但也容易考证。
陈子昂死后，他的好友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有这个文集，我们就能找到第一手证据。文集刻本以明弘治四年（1492年）杨澄校刻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的作品较完整。
岳珍教授发表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年第3期的《陈子昂集版本考述》中引用万曼先生的话：“子昂集的编者为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用。这个集子的宋刻本不见流传，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明代弘治四年（1492年）的杨刻本。学术界认为，杨澄本出自卢本，或大致反映了卢本原貌，此后的各种版本均出自杨澄本。万曼先生指出《陈伯玉文集》来源只有一个，大致保存了卢藏用所编十卷本的原貌，虽然几经翻刻，但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差异，在唐集刻本中是比较单纯而又完整的一种。”
北大彭庆生教授的《陈子昂集校注》（上中下）一脉传承，201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其中收录了陈子昂120多首诗歌，但没有《龙门峡》。
卢藏用和彭教授们不认可陈子昂写过《龙门峡》，明朝杨澄刻本《陈伯玉文集》版本中也没有收录该诗。
再查《沈佺期集》，原集10卷，久佚。明朝王廷相编辑为《沈詹事诗集》7卷。明朝以后各版本多分作2卷，或称卷上卷下。宋人又著录5卷本，有抄本传世。注本有今人陶敏《沈佺期集校注》。
没找到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版本，但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江都黄埻东壁图书府刊本《沈佺期集二卷》（卷上）第五页，查到原诗。



图注：江都黄埻东壁图书府刊本《沈佺期集二卷》（卷上）第五页的《过蜀龙门》。


这样形成了第一个完整证据链：
（1）《陈伯玉文集》，陈子昂卒于公元703年，卢藏用刻本十卷，编定时间约为公元711年。陈子昂同乡人杨澄刻本为公元1492年，彭庆生《陈子昂集校注》为2015年，均无《龙门峡》诗。
（2）《沈佺期集》，沈佺期卒于公元728年，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版本，今查到公元1552年版本，集子里有《过蜀龙门》，内容与《龙门峡》相同。
（3）《江津县志》，明朝杨几川版，公元1540年修订，首次出现《龙门峡》，作者为陈子昂。诗歌内容一样，但题目已经更改，且明确为“峡”。
（4）万历版《重庆府志》，1606年刊印，其“卷之又六十八·五言排律古（篇）”出现新题目《过巴龙门》，作者为陈子昂，与诗歌内容更吻合。
（5）《蜀中名胜记》，约1613年左右写成，引述《江津县志》杨几川版，第三次出现《龙门峡》，作者为陈子昂。该书为明代史学家曹学佺所著，公元1609年任四川右参政，1611年升任四川按察使，1613年因遭蜀王中伤削官回福州，在四川任职4年。
（6）《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3月，朝廷下令由江宁织造曹寅主持编修，集国家力量，利用内府所藏季振宜《唐诗》和胡震亨《唐音统签》成果，于第二年10月完成。里面收录《过蜀龙门》，作者为沈佺期，与前面《沈佺期集》相符。
（7）《江津县志》乾隆版，乾隆三十三年刻，即公元1768年，没有收录《龙门峡》，且对“龙门滩”的解释跟杨几川版或《蜀中名胜记》完全不同。
（8）《江津县志》嘉庆版，1804年刻印，没有收录《龙门峡》。
（9）《江津县志》光绪版，1875年刻印，没有收录《龙门峡》。
（10）《江津县志》民国版，1923年刻印，没有收录《龙门峡》。
（11）《江津县志》当代版，1995年印刷，第884页，收录《龙门峡》，下面标注：“引自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卷十七”。《蜀中名胜记》曾单独刊行于世，后辑入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



以上证据链可知：文献记载《龙门峡》的作者是陈子昂，龙门峡指代江津龙门滩的时间非常短，仅仅是明朝1540年到约1613年间，始作俑者是江津人杨几川，三部著作之间是前后引用关系。
换句话说，曹学佺可能在引用时没有仔细考察，而只喜欢诗歌本身。曹学佺走过长江上游全程，对这首诗描述的场景，完全可以跟实景进行对照。江津石门那里没有峡。
曹学佺今存《巴草》《蜀草》两卷，收录巴蜀诗327首，涉及巴山蜀水，历史沿革，风物民俗，民生时政等诸多方面，对巴蜀奇山异峡应该了如指掌。
他多次爬上峨眉山，留下《前峨眉山歌·金陵为松古上人作》《后游峨眉歌》《峨眉》《游峨眉歌》《峨眉顶铜敬述八韵》《送王相如游峨眉》等诗歌多首；他登临南岸涂山，有《巴署登楼望涂山》《登涂山绝》两首；他泛舟三峡，写下夔州竹枝词十首和《瞿塘峡》《巫峡》《秭归峡》《发巴东入夔门界》等多首，可以说对岷江和长江自然风景颇有心得。
蓝锡麟教授认为：“曹学佺诚然学识博洽，著述丰盈，但轻信万历本《江津县志》，多少失于疏忽大意。”此说颇有见地。
曹学佺文风不严谨，后世多有评述。如苟烨就质疑《蜀中广记》有两处地名的错误，一是关于果州升格为顺庆府的原因记述错误，二是关于南充县名由来记述中存在的地名混淆问题。
严正道教授则指出其文中存在四种比较典型的讹误。如迷信一家之言，缺少辨别；多主观臆断之语，未作具体考证；诗歌内容与实现情景不相符（此处列举白居易的《涂山寺独游》）；未追溯文献源头，误用后朝资料而忽视作者所在朝代等。
出现这些典型的治学不严问题，严教授解释为“曹学佺在编撰《蜀中名胜记》时，或许是因政事繁忙，时间仓促，对于一些材料审核不精细，‘精粗毕括，同异兼存’，存在一些讹误。”
其中“精粗毕括，同异兼存”是引用《四库全书》总纂纪昀对该书的评价，而且“《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就已指出其中一些地理沿革方面的错误。”说明这是曹学佺文章的老毛病，对于他不假思索地照搬杨几川版《江津县志》文字，就不以为怪了，当然也不能全部当真，需考据思辨。
这也算是第一个完整证据链中的一环：曹学佺治学不够严谨。
从逻辑来讲，无论是《陈伯玉文集》《沈佺期集》还是《全唐诗》和《江津县志》的乾隆版、嘉庆版、光绪版、民国版等，无论在杨几川之前，还是之后，所有史料都指向对其观点的否定。
至于1995年版又出现且题目变动为《龙门峡》，只说明编辑自身没有弄清楚该诗的来龙去脉，只是简单粗暴地引用《蜀中名胜记》。也说明今天将《龙门峡》附身陈子昂并打造成为重庆文化地标，是江津当代作家们受此版本影响的结果。





三、审查内容：

跟江津实景完全对不上

进行第二个证据链的逻辑论证：诗歌内容是否与江津龙门滩吻合。

我们不进行翻译式解说，只讲重点。
“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说明龙门峡是天然形成，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
“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强调此是巴地的龙门，不是巴地以外。天下叫龙门的地方有很多，仅重庆就有多处。
巴所辖地理与今天重庆行政区域不完全相同。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包括了西至宜宾、东到奉节，北达汉中，南到恩施等广大地区。
“长窦亘五里，宛转复嵌空。”这一句很重要，对主张是写江津龙门滩的观点完全是绝杀。峡谷象地上长长的孔洞，绵延五里，又仿佛镶嵌在空中的一般。
试问：石门也罢，龙门滩也罢，有长长的像地洞一样的大峡谷吗？不说五里长，先说有，还是没有？
看卫星云图，长江在江津段只有一个小三峡之称的“猫儿峡”，是长江切割观音山而造成的峡谷，全长5里左右。
把石门或龙门跟猫儿峡一比较，就能领会诗歌描述的内容与实景之差异！
“伏湍煦潜石，瀑水生轮风。流水无昼夜，喷薄龙门中。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这也是龙门或石门完全没有的景象：伏湍，是隐藏的急流冲刷着水底的石头；瀑水，是峡谷峭壁上飞下来的瀑布；流水不分昼夜地在龙门峡中汹涌激荡，与“龙门春浪”有点相似，但这是峡谷中的浪，不在江滩上；河水如潭一般深不可测，还垂下美丽的彩虹，倒映在峡谷中，绚丽夺目。
仔细品味，与江津龙门滩没有一点相似处。
其中“伏湍煦潜石”颇耐寻味。“煦”是温暖的意思，这个句子既可理解为阳光透过潜伏的急流温暖着水底的石头，表明水之清澈。但也可理解为是地下涌出的温泉水温暖着水底的石头。
如果按照后面一种理解，则说明此峡谷还有温泉涌出。
“我行当季月，烟景共舂融。”季月是农历三、六、九、十二月，说明作者可能是农历三月或六月或九月，而从峡谷“嵌空”“伏湍煦潜石”等江水之清澈来看，时间最可能是三月经过此地，夏洪尚未到来。
“江关勤亦甚，巇崿意难穷。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东。”面对江水不息，山高谷深，产生厌世情结，追求神仙世界。这通常是受到挫折后必有的想法，也用于表达对自然奇观的折服之心。



综上所述，第二个逻辑链如下：
（1）这里描述的是峡，不是滩。所以杨几川和曹学佺都把题目确定为《龙门峡》，1995版《江津县志》也一样。说明他们至少是读懂了这首诗。但当代江津部分作家把它改为《过龙门滩》，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2）无论是诗歌描述的峡谷长度，还是峡谷中瀑布、河潭、伏湍、巇崿（指峡谷两岸山崖的陡峭和危险）等景象，龙门滩或石门，均无。
（3）整个诗歌描述的内容，与江津龙门或石门完全无法匹配，说明该诗不是写江津，当然就更不是写于江津。无论文学有怎样的夸张与想象，它的基础场景与意象却是确定的。
（4）沈佺期原题目是《过蜀龙门》，诗中描述的却是“西南出巴峡”。怎样理解题文之间的巴蜀关系？对于唐朝时期的诗人来说，巴蜀具有独特的地理意象和文化内涵。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马强教授在《唐宋诗歌中的“巴蜀”地理意象及文化内涵》中认为：“虽然巴与蜀大致各有地理分野，但在唐诗中‘巴蜀’已经是一个常用组合语汇，一般皆泛指汉魏以来的益、梁一带。”所以，虽然写巴地的龙门峡，但题目却是《过蜀龙门》，巴蜀具有一定区间的泛指性。
（5）“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按巴蜀地理文化来理解，大禹经重庆南岸娶涂娇娇为妻，整个上川江都属于“禹迹”的治水范围，而计功则在下游绍兴。“非禹凿”既可表达为天然之功，也可以理解为传说的大禹治水以外的区域。那么龙门则在跟长江有关的支流上寻找。





四、溯其生平：
陈子昂和沈佺期的足迹追踪

如果说陈子昂确实写的是江津龙门，那么他一定到过江津。如果说沈佺期写过蜀地的巴龙门，那么他同样到过四川。
这是第三个逻辑链论证，从人的视角。
先说沈佺期，河南人。因攀附张昌之和张易之，“会张易之败，遂长流驩州”，神龙年间沈佺期流放越南驩州。从“家住东京里”的洛阳出发，到“身投南海西”的越南。在抵达郴州之前，取道何地，学界认为不可考。
自郴州南下之所经，则历历可考，由北而南，依次为郴山口、骑田岭、端州驿、鬼门关、安海、龙编、九真等。
古典文学专家、上海师大马茂元先生认为《夜宿七盘岭》诗为赴驩州所作（见《晚照楼论文集》第104页）。
但是否为流放期间所作，历有争议。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边，看看该诗是否描写蜀地。
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
晓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
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
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
诗有两个地点很关键。一是题目中的“七盘岭”，在今四川广元东北，又名五盘岭，有石磴七盘而上，岭上有七盘关。唐岑参《利州道中行》诗云：“前日登七盘，旷然见三巴。”《方舆纪要》卷68广元县：七盘岭“在县北百七十里，与陕西宁羌州接界。”沈佺期这首五律写旅途夜宿七盘岭上的情景，抒发惆怅不寐的愁绪。
二是诗末句的“褒城”，褒城在今陕西汉中北，是诗人出关中入蜀川必经之地，七盘岭在其西南。夜宿七盘岭，则已过褒城，离开关中，而入蜀境。
这首诗证明沈佺期进入了四川。
诗中“子规”即杜鹃鸟，是很有蜀文化意象的一个词。相传说由古蜀王望帝杜宇之魂化成，暮春鸣声悲哀如唤“不如归去”，古以蜀鸟代作离愁的寄托。
以洛阳为参照点，七盘岭确实是千里之外，也确实居西边。
《过蜀龙门》描写的时节是春末或夏末，《夜宿七盘岭》“芳春平仲绿”描写的也是春季，“平仲”指银杏树，说明这是同一次游蜀所写。
从“独游”“高卧”“浮客”“芳春”等用词看，这不像是有衙役跟随押解的贬谪途中，更像一次独自游学。
沈佺期被判流放，根据张孝敏教授《唐代流放制度研究》，在押解途中流犯并没有人身自由，同时为保证不出现逃跑、暴力行为等，需戴上刑具。刑具的种类也会由于罪犯的身份差别而具有一定的不同。还规定了每天需走一定的行程，以保证到达时间。
因此，这种刑罚背景下，沈佺期不可能在七盘岭显得那么悠闲。


图注：沈佺期由褒城到七盘岭水道示意图，表明其已进入蜀地。

还可以找到其他旁证，即沈佺期还写有其他巴蜀作品，共同组成沈佺期巴蜀游的证据链。如：
《十三四时尝从巫峡过他日偶然有思》是描写他游览巫山而看到长江景象的感想。
小度巫山峡，荆南春欲分。
使君滩上草，神女馆前云。
树悉江中见，猿多天外闻。
别来如梦里，一想一氛氲
说来也巧，“荆南春欲分”说明也写于春天，与前两首诗处于同一时季。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巫山高二首》，其中“古槎天外倚，瀑水日边来。”再次出现“瀑水”一词，描写有巫山峡谷悬崖上的各种悬泉瀑布。
另一首《巫山高》：“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阴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其中“潮满九江春”，表明写作时间也为春季。
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从褒城到广元经三峡到荆楚的一次山水游历，且正好是春天。
这证明沈佺期不仅到过巴蜀，还游过长江三峡，对峡与滩有很清晰的认知。而且还可能游过长江的支流，游过包括现在不属于重庆行政区域但属于川渝的奇河异峡。
再说陈子昂，根据台湾罗庸先生所著《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鉴》，可知陈子昂先生生平事迹。
龙朔一年，即公元661年出生。18岁前过着富家公子风流倜傥的生活：“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
新唐书本传：“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他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
公元680年，即19岁开始，他从游侠梦中惊醒，并折节读书。豪侠任气、轻财好施的性格，开始转向天下大任。
对于陈子昂19岁至42岁死于狱中的生平，不一一赘述，大致分为几个时期略讲。
第一阶段：游历太学，失败回乡。21-23岁（公元682-684年），首次出川，游西安太学，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回家学神仙之术。
他的诗歌为我们还原了前往长安的路线：从金华上船，顺涪江而下，经射洪、遂宁、潼南而至合川。合川城下，涪江汇入嘉陵江。再行一百余里，嘉陵江在重庆汇入长江。尔后，江流宛转，一路东下，出夔门，穿三峡，经宜昌而达荆州。由荆门北上，经襄阳抵南阳，再由南阳至洛阳，然后西行长安。
回川也是水路。陈子昂三次出川，三次回蜀，均走长江水道，在重庆分路走嘉陵江，合川分路走涪江。若非特殊情况，不会逆行到江津。如果走这条道，会一直逆行到成都，水险不说，路途更长。


图注：陈子昂第一次出川路线图及相关地点的诗歌题目。


第二阶段：考中进士，进入仕途。24岁-32岁（公元685-693年），24岁再次应试，高中进士，居东都，擢麟台正字。先随军北征，回京受武则天召见，使论为政之要。30岁陈子昂上书《大周受命颂四章：神凤，赤雀，庆云，甿颂》，以媚悦武后，得数次召见，受后世文人所讥。31岁，继母去世，解官返乡里，在乡守制。
本次来回也是水路。同样无文献证明其逆行江津。
第三阶段：受陷打压，回乡屈死。33岁-42岁（公元694-703年），自忠州下江陵，返东都，擢右拾遗。34岁因逆党陷狱。后免罪出狱，仍守本官如故。36岁随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征讨契丹，陈子昂为武攸宜府参谋。37岁与武攸宜意见不合，降为军曹。陈子昂登蓟北楼，写下《登幽州台歌》。
38岁，居东都，守右拾遗。5月14日（农历），上《蜀川安危事三条》。罗庸先生记叙如下：
赵碑记曰：“以父年老，表乞归侍，至数月，文林卒。”案，子昂父元敬以圣历二年七月七日卒，此曰“至数月，文林卒”，则归里当在本年岁暮与？
据此，陈子昂归乡数月父亲死去，那么他归乡的时间应该是上一年，即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农历九月七日以后回到故乡，否则，不会称“数月”。返回过程最早当在秋末，迟则进入冬天，仍走水路。目前重庆文化界多认为是该次回乡经江津所写，故对时间尽量精准。
陈子昂是富二代出身，所以三次出川回川，均走水路，不走旱路，主要是翻越秦岭太艰苦。苏轼父子三人首次到开封参加科举，走秦岭。第二次出蜀时，有了俸禄，全家乘船。
陈子昂本次回乡，同样没有理由走江津道，此路远且险不说，赶回家还要侍奉病重的老父。
从《过蜀龙门》来看，长江由西向东流，诗歌描述的都是顺江而下的场景，特别是“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东”。试想：如果全程观赏完峡景，产生了要在此山炼药修仙的想法，自然是选择出峡口方位，因为思想产生于观景后。
既然是“此山东”，按长江方位，是顺流无疑。
走水道，从朝天门分流到江津，那是逆水，与诗歌描述不相符。
古代从重庆到成都有两路，一条称为内水，最为安全。由朝天门经嘉陵江到合川，再经涪江到遂宁、射洪、三台，再过凯江到中江，转成都水系到达目的地。一条称为外水，江涛汹涌，由江津到泸州，上到宜宾转岷江，过乐山、眉山、彭山，再经府河、锦江到达成都万里桥。
从路程的远近和险夷来看，陈子昂没有理由选择外水。陈子昂30岁后身体不佳，32岁写有《卧疾家园》：“卧疾谁能问，间居空物华。”
福建师大郑玲教授在《陈子昂诗歌中的“巴蜀意象”》，还罗列了“巫山、蜀山、峨眉、巴江、蜀水”以及巴峡、蜀道等，说明陈子昂到过峨眉，离江津近但不等于到过江津。因为从峨眉到遂宁，水陆交错运用，路程比走长江绕朝天门回遂宁的纯粹水路近了大半。
从留世的唐宋诗人作品来看，很多诗人沿长江出川，会在宜宾和泸州留下诗文，但较少在以下的江津和重庆主城写诗，这是一个文化现象。
陈子昂没有留诗宜宾泸州，说明他没有去过，那两个地方除了酒以外，还是夷汉门户。
因此，认为陈子昂最后一次回乡经江津龙门滩写下一首描述峡谷奇景的诗歌，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支撑，即使是猜测，也违背常理。




这是第三个逻辑链：
（1）沈佺期春季过褒城，睡在七盘山，写下入蜀第一诗，走的是秦岭褒斜道。《过蜀龙门》和巫山系列诗，均为春天，有理由推导这是一次蜀中独游活动。
（2）陈子昂三次出川回川，均走射洪——遂宁——重庆——忠州——万州——奉节——巫山——宜昌——荆门——襄阳——洛阳。回家没有必须经过江津的道理。
（3）认为《龙门峡》是第三次回乡经江津所写，一是没有文献支撑，二是违背从重庆到遂宁的水道常识，三是与老父病重侍奉不符。
（4）从陈子昂其他诗歌来看，没有写秦岭、汉中、剑阁等跟翻越秦岭有关的诗歌。虽有江津上游的峨眉意象，但峨眉离遂宁的距离比绕道江津近了数倍，也没有经宜宾和泸州的痕迹，没有史料表明他到过江津。
（5）陈子昂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秋季或冬季辞官返蜀，这与《过蜀龙门》“烟景共舂融”的春季无法匹配。同时“炼药此山东”的想法也与他回乡孝侍父亲一事相背离。
（6）从人的活动视角，能证明沈佺期可写《过蜀龙门》，但不能证明陈子昂到过江津，特别是专指第三次回川。




五、寻找地点：
龙门更多是对峡谷形态的形象指称

综合第一、二、三逻辑链，它们组成了三个不同角度的逻辑阵列，全方位证伪陈子昂写《龙门峡》和该诗所写地点为江津石门或龙门滩。
杨几川和曹学佺的错误被《江津县志》清朝各版和民国版等纠正，也被《全唐诗》所否定。历史上陈子昂从来没写过《龙门峡》，该诗的内容与江津龙门滩也完全不符。
蓝锡麟认为铜梁与南充的龙门峡可能跟陈子昂相关，因为陈子昂与该诗无关，自然也就不具有可能性。
正如前面所说，巴蜀在唐诗中泛指益、梁一带，因此在排除江津石门或龙门滩后，有可能跟沈佺期这首诗挂上号的还有峨眉山龙门峡、彭水龙门峡、巫山龙门峡等。相对来说，彭水龙门峡和巫山龙门峡更有可能，特别是后者。
彭水龙门峡是乌江流域比较典型的峡谷，但这里离长江主航道有点远，从沈佺期的蜀游时间和诗歌的关注点来看，巫山龙门峡更有可能。它长约3公里，峡口犹如一道门，两岸峭壁高耸入云，绝壁摩天，悬崖上翠竹垂萝，摇曳多姿。河东岩壁上，有一清泉汩汩流入河中，人称“龙门泉”，这些都跟诗歌描述的内容比较契合。只是巫山龙门峡古称雒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龙门，虽然读音相似，但与沈佺期的龙门一词还是不吻合，也没有文献证明唐代将雒门写作龙门的证据。
换一种思路，沈佺期《过蜀龙门》中龙门，可能并非具体的地名称呼，而是对巴江蜀河峡谷特征的一种意象泛指。即，对山形如龙门，“宛转复嵌空”的峡谷形态的一种形象感知与描述。
如果这样来思考，综合巴蜀峡谷，除去沈佺期诗歌中标明具体地名的巫山巫峡和三峡等地点以外，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长江上游的小三峡，即：猫儿峡、铜锣峡、明月峡。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峡谷的可能，只是唐朝以水路为主，长江航道是出川的交通大动脉，离此太远的地方，从远游者角度，到达的可能性会小许多。
铜锣峡全长5.3公里，长度超标一倍，只能排除。虽然其峡中有温泉，颇与诗歌吻合。明月峡，距铜锣峡下游约18公里。长江横切成峡，峡长约1.8公里，长度偏短。何况看过猫儿峡和铜锣峡后，也不可能来写明月峡，毕竟前两者更有气魄。
江津猫儿峡长度3公里左右，略有出入，不过古人写诗并非精准测量，只是大概估计。该峡南岸有龙门槽主峰龙阳口矗立，虽然叫猫儿，却是当地对虎的别称。龙门槽主峰也罢，龙阳口也罢，都与龙门有关。整体来看，这个峡其实是龙虎文化的结合，加上有大茅山修道的遗迹和传说，与诗尾的“炼药此山东”的主旨颇为相通，加上诗中所写意境与猫儿峡相似。从沈佺期入蜀路线来看，从成都平原沿岷江入长江以来，猫儿峡是沿途最大最奇异的峡谷，因此最能引起他的震惊，作诗的可能性也最大。
综合起来，沈佺期《过蜀龙门》是写江津猫儿峡的可能性较大。但这只是推测，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支撑。




（来源：文化作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