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重庆（江津）学子：为李嗣元所诗集《日慎斋诗草》所作之序

李小龙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因其“立德”“立功”“立言”，被誉为封建社会“千古第一完人” 和晚清“中兴第一名臣”。近年来，对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方法，不断得到研究，但对其“识人”的才能研究，稍显薄弱。

据传，1853年，曾国藩决心组建一支湘军抗击太平军，于是便派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四处招兵买马，广纳贤才良将。一天，李鸿章从外面带回来三位青年才俊，想请曾国藩亲自面试后再量才而用。曾国藩故意把他们凉在一间屋内一个多时辰，他在窗角偷窥，一人垂目低头，目光无神，也不说话。但是，三人中一人气定神闲，目光凛然，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而第三个人在屋子里不断地来回走动，脸上一副等得很不耐烦的样子。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坐在桌子左边的那人，木讷、死气，必定成不了大器；在屋子里不断走动的那人，性格急躁，遇事鲁莽、不沉稳，将来必吃大亏；坐在桌子右边的那人，沉着冷静，胸怀自信，将来必定是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事后证明，坐在桌子左边的那人，在县衙里做了一辈子的书笔小吏，终生毫无建树；在屋子里不断走动的那人，投到左宗棠的麾下做到了将军之职，但后来因性格急躁吃了大败仗被革职；而坐在桌子右边的那人，作战勇猛，屡建奇功，先是在湘军担任要职，10年后授直隶提督，后又出任台湾巡抚，因率领台湾军民抗击法寇而名震中外，他就是一代名将——刘铭传。由此可见曾国藩惊人的“识人”才能。



曾国藩曾说：人第一要知命，第二要知言，第三要知理。他说，我斗胆把儒家的东西再发挥，我讲了四知，比孔子所说的三知更多一点，那第四知是什么呢？就是“知人”。什么是知人呢？就是立人达人，培养更多的追随者。

《清史稿》还讲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就是说他提拔的人，培养的人特别多，数不胜数。史料记载，曾国藩所提拔的部级干部共计47位之多，清朝我们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200多个职位，那曾国藩提拔的几乎占1/4还要多。特别是地方的封疆大吏，地方的封疆大吏管两个省或者三个省的叫总督，管一个省的叫巡抚，所以统称为督抚。全国8个总督当中曾国藩提拔了6位。巡抚当时是15个，东三省采取的是军事管制的办法，所以这时候巡抚15个，曾国藩所提拔的人有12个。所以曾国藩真正做到了“自立立人”，把更多的追随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这是后话。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终于从大量参考官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去四川担任乡试主考官的机会。“二十三年，以检讨（翰林院检讨，参与修编国史，从七品）典试四川”。



第一次当权，来到四川写下的诗，充分表达了这些情感。有一首《初入四川境喜晴》——

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

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

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

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

为什么“喜晴”呢？我们大家都熟悉“蜀犬吠日”这个典故。出自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 原意是四川多雨，那里的狗不常见太阳，出太阳就要叫。曾国藩熟悉历史典故，所以第一次入川，见到晴天，心情愉悦。

在写景后，第三联“楚客初来询俗物，蜀人从古足英雄。”从山水转入人事的叙述。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为古时楚国之地，所以自称“楚客”，他初入四川境，询问当地风俗民事，第一印象便是“蜀人从古足英雄”，这里“蜀人”，应包括在四川生活过、工作过的历史人物，诸如杨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眉山三苏等等。曾国藩生于清王朝全面崩溃的时代，怀着传统儒家入世的抱负，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初入四川境，引起他关心的，首先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诗的重点，从自然界转向社会，从山水转向人，引出吟咏的主旨。



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在如许蜀人英雄中，曾国藩最景仰的是卧龙先生诸葛亮。诸葛亮作为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直受人们崇敬。成都武侯祠，成为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寄托。诸葛亮的安邦定国、文治武功，更使曾国藩企慕、学习。所以诗人特点提出“卧龙跃马今安在”，表示对诸葛亮崇敬之情。最后一句“极目天边意未穷”，正面道出自己的抱负。极目天边，抱负高远；意未穷，无论是政事和仕途，都未尽人意。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巨大。清王朝正面临礼崩乐坏、全面崩溃的形势。作为清政权后来的能臣，曾国藩不甘心于做一个因循的京官，要大展手脚，报效朝廷，也扬名后世。所以，他心中模仿的古人，竟是诸葛亮，可见他心高气豪，正与巴山蜀水大江大山的气势相呼应。

曾国藩在四川，结交了几位有名的诗人。一是四川剑州（今剑阁）的李榕，二是中江的李洪裔，三是忠州的李士棻（芋仙）。《巴蜀史志》2006年第一期刊登有蒋维民的《曾国藩与四川三李》文章，详细记述了这个过程。不过，在今天看来，蒋维民先生的这篇文章漏掉了最重要的，与曾国藩交情最深的江津县李氏两人，此殊为遗憾。

庞国翔先生的发表于《重庆晚报》（2020年8月19日）《曾国藩与江津县姐弟诗人的交往》一文，来源于清代同治十年刊印的江津县鹤山坪进士李嗣元所著诗集《日慎斋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中有《日慎斋诗草六卷外集一卷》 李嗣元撰，但是没有看到曾国藩所作之序。民国年间出版的《曾国藩文集》，收有这篇序，但文字略有所不同，而且，最重要的，序言中“李生春甫，余癸卯典试蜀中所得士也”。“蜀中所得士”……等内容，极其宽泛，根本看不出是给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庞国翔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他行走于江津山水之间，他据地利之便，详细考证出曾国藩与江津县姐弟诗人的交往过程，这个“蜀中”，就是我们重庆的江津县；“李生春甫”，就是江津鹤山坪的李嗣元；而且，他还考证出李默仙与李嗣元的堂姐弟的关系。史料和史实都明明白白地摆在了这里，看后学者史官都没有异议。庞国翔先生的考证，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失，实在有功与后世。庞国翔先生对李嗣元、李默仙姐弟与曾国藩的交往，在研究曾国藩其人，也有增益之功。曾国藩为江津县李嗣元所诗集《日慎斋诗草》所作之序，是重庆目前发现的曾国藩唯一的为重庆诗文集所作的序。这对于研究巴蜀历史、重庆历史、江津历史以扩大江津文学在重庆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蓝锡麟先生新作《巴渝诗话》以 “江渊诗润江津”为题，对“江津八景诗”16首，《江津前后八景诗》，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最后，高度评价江津继承了“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江渊这些诗，不仅芳流江津，而且德润江津，润泽了其后数代的江津人”。我们认为，蓝先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李嗣元、李默仙姐弟的文学成就便是江津“文风鼎盛”一个很好的证明。李嗣元所著诗集《日慎斋诗草》及其李默仙的诗作，特别是曾国藩为《日慎斋诗草》作序，充分证明了江津是一个诗词文化的富矿之地。

（作者：王志昆，系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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