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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经江津区政府教育督导刘世康牵线，初夏，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到四川江安县访问。江安江津各在长江上下游，相隔尚远，分属渝川。交流中两地作家都问：江津江安有何瓜葛？我从事渝川地方党史工作多年，知道抗战时期渝川的一些旧事，所以就写出此文。虽感牵强附会，却是偶然中的必然。 故事之一：江津“中国书店事件”与江安国立剧专 抗战时期，四川江安县城内有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叫江安国立剧专，它被誉为“中国戏剧摇篮”。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但它对许多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 江津有一个地下党员叫陈建新，他做梦也想考入江安国立剧专，由于他的痴迷，使他叛变了党组织，导致了在川东川南地下党组织中影响颇大的“中国书店事件”的发生，给地下党组织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陈建新原本是南京的一名青年学生。当时他的志向就是报考1935年在南京创办的“国立剧专”。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南京，陈建新与无数青年学生一起流落到“陪都”重庆近郊江津县。1939年，国立剧专随之迁到四川省江安县城，取名为“江安国立剧专”。 陈建新原本在江津县城的被服厂做小工。他爱学习，业余时间温习课本，正因如此，他被地下党被服厂支部发展为党员。因为他有文化，爱学习，党组织就抽调他到白沙镇开设中国书店分店。这里表面上是书店，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在白沙镇街上，陈建新常常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日，吸收学生和街道青年参加。同时出壁报，贴标语，推销《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他将声势搞得很大。 由于白沙“中国书店”活动搞得太突出太张扬，严重违反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受到江津县委的批评。无孔不入的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书店的端倪。一个姓张的特务天天到书店阅读进步书刊，流露出对国民党不满的情绪，还表示要去延安。陈建新吸收他参加了歌咏队，答应为他去延安想办法。书店的情况，被特务机关秘密掌握和监视，国民党军警宪兵等待机会，准备利用书店这个缺口，一举破获江津党组织。 1939年8月，陈建新考取了国立江安剧专，他欣喜若狂。书店决定在27日为他开欢送会。这天，与书店关系密切的进步青年和读者，欢聚一堂。共产党员刘星、朱芳道和预备党员董新等人参加了聚会。张姓特务以为这次聚会有重要人物出席，遂报告特务机关，他们制订了凌晨逮捕计划。凌晨3时，特务包围了书店后采取了行动。 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陈建新以及参加聚会后住在书店的入党积极分子张自新、夏渝白和蒋萍后，又在旅馆里搜捕了刘星和董新。天亮后特务放出风声，说在白沙中国书店抓捕了一批汉奸，并将书店贴上封条。负责此次行动的宪兵头子牛传钦致信白沙区区长傅先楷称：“查白沙镇中国书店出售违禁书刊，破坏抗战，诬陷政府。为巩固国防，保证胜利，极应予以查封。” 陈建新被押解到江津县国民党宪兵营。其他被逮捕的人员因查不出“破绽”后被释放。陈建新被关押了三天，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叫他交代出他的组织和上组，但他没有开口，他几乎昏了过去。特务见硬的不行，就来软了。第四天又提审他。牛传钦提审时说：“小伙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考上江安剧专多么不容易。这是一所多好的戏剧艺术学校呀。只要你说出了你的组织，我们立即租轿送你到江安上剧专。我可立字为据……”牛传钦拿出送陈建新到江安上剧专的“承诺书”。陈建新经不住这样的诱惑，为了实现他上江安国立剧专的“美梦”，他开口说出了江津被服厂总支及其县委主要负责人名单。 叛徒陈建新一离开江津，还未赶到江安县，江津地下党被服厂总支书记岳建和县委书记王世焕相继被捕。江津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破坏，白沙和江津城关两地的地下党员纷纷被捕，县委和各支部几乎瘫痪。这是江津地下党自1926年成立后遭受的第四次较大的破坏，在川渝地方党史上被称为“中国书店事件”。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立即通知川东地区各级党组织暂停与江津地方党组织的联系，通知没有被捕的党员立即停止活动并向外撤离。 故事之二： “江安国立剧专”与江津“民众剧社” 1939年4月至1945年6月，国立剧专在江安办学六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学校的秘密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由于受这所学校的影响，江安县城群众性的爱国热潮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恐惧，他们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整个学校和江安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些剧专的学生在此呆不下去了，想离开学校，到一个能更好地宣传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地方去。 他们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 剧专有个学生叫周德华，江津县李市坝人，是个学生领袖，他上了江安县特务的“黑名单”。他与另外一个仍在此读书的江津同学夏渝北商议后，就邀约另外几个剧专的同学陈思、曾强，王杰等商议去江津，他们认为江津是重庆“陪都”的近郊县，水陆交通方便，迁来的大中学校较多，还有武昌艺专等这样的艺术类大学，便于自己求学和开学抗日救国宣传运动。 周德华等人鼓足勇气，离开了江安县城的剧专，乘下水船走了两天两夜到了江津。他们是学戏剧的，在江津县城稍作休整就开始活动起来。他们想在江津成立一个青年戏剧团体，目的一是宣传抗日救国，二是实习自己的专业，三可补贴生活费用。周德华和夏渝北是江津人，情况熟悉。周的家族势力大，人脉好，他们就邀请到流寓到江津的另外几个戏剧爱好者如刘沧浪等加入这个团体。经周德华反复劝说，江津银行界涂克应等人还对些进行了赞助。大家给剧团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烽火剧社”，其寓意是抗日烽火遍地燃烧。 剧社刚成立，江津职业中学一个叫朱近之的老师就暗中找到周德华，原来他是一名地下党员，他的女儿也是地下党员，他很关心剧社，对剧社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并进行精神鼓励。但他从来不参加公开活动。剧社遇到什么困难，总爱请教他，他暗中出主意。 1942年初，以江安国立剧专学生为主体的这个团体开始正式在江津排演。首场演出是在江津县城的一所学校里，演出剧目是老舍的名剧《国家至上》，演出结束就引起江津全城的轰动。 剧社的前几场演出就引起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刁之鲜是中共地下党叛徒，他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宣传总干事，又任江津民众教育馆馆长。他气势汹汹来到剧社说：“名叫烽火剧社就是通共——不准搞了。要搞就由我来领导，改名‘民众剧社’，否则全部拉去关进宪兵队……” 大伙都懵了。原来江津江安一样，都是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把持。周德华找到朱近之，请他出主意。朱近之说：“刁之鲜是个叛徒，现在很得势，我们不能与他们硬斗，我们可改名，但在暗中要与他作斗争……” 于是大家统一了意见，将剧社改名为“民众剧社”。刁之鲜是个大马哈，不常来剧社，大家排演了许多抗战救国的进步戏剧。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虽然很辛苦，但都感到很充实。只要刁之鲜来到剧社，大家又装着别无他事的样子。 江津有个地下党员叫张西洛，以主办《江津日报》和开办“大公书店”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周德华等这些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常去他处交流。张西洛也非常关心“民众剧社”。他约剧社的人员在报纸上出了一期文艺副刊，文章全由剧社的人写，用笔名，内容全是骂国民党的，报纸很快发到广大读者手中，大家读了都有痛快淋漓的感觉。这事居然没有被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宣传总干事刁之鲜发觉。后来因张西洛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离开江津，他走后“民众剧社”的人都很失落。他到重庆《新民报》做记者，不久去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中的一篇叫《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文章，就是指的这次采访。 “民众剧社”还排演了法国名剧《祖国》，这出剧宣传爱国主义，剧中有大骂特务、叛徒等情节，演出非常成功。刁之鲜这个甩手掌柜，有时还不知道剧目的内容，加上大家都瞒着他。他在场时大家都不说什么，走后大家又积极活动。 赵国相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成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因暴露，被敌人追捕。他疏散到江安国立剧专隐藏，但江安也是严重的白色恐怖，成都的特务又追到江安。江安剧专的老师肖锡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叫他到江津县找周德华等同学，赵国相来到江津后，很快就与大家融为一体。他很有斗争经验，秘密指挥大家如何和敌人作斗争。 “民众剧社”在江津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江津城乡妇孺皆知的宣传抗日的演出队伍。此时江津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军警宪特总部怀疑“民众剧社”是红色的，认为里面肯定有共产党。于是派出宪兵全副武装天天到“民众剧社”住宿地和排练场巡查，对演员进行监视。国民党县党部还派出一个官员到剧社召开演职员大会，清查大家的来路，叫大家写自传，找大家“谈心”，谈经历，谈演戏的目的等等。在朱近之、赵国相等党员的策划下，大家回答得非常巧妙，说我们是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嘛，就是搞戏剧演出的，就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等。国民党特务只好悻悻而去。 不甘心的敌人使出最毒的一招：军统局重庆站江津稽查处派出一个科长，以演员的身份进入“民众剧社”，这科长叫何名苦，自称是云南师范学院学艺术的。他天天都来与大家一起排练，实际上是对大家进行监督。 江津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加上敌人已打入“民众剧社”，一切活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几名党员与周德华等一商议，决定撤离江津。由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对“民众剧社”盯得很紧，因此撤离的办法是暗中分期分批进行。不到10天时间，十多位“民众剧社”的成员全部安全撤离江津，他们有的回了江安国立剧专，有的到了泸州，也有的到了重庆。历时近一年的“民众剧社”画上了句号。 解放后，叛徒刁之鲜被镇压。这些当年来江津的江安国立剧专学生，大多成为知名人士。曾强成为著名的剧作家，曾在湖北电视台等工作。王杰曾任北京《电影艺术》副主编。周德华参加抗美援朝，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成为革命烈士…… 
（江津作家在“江安国立剧专”校园内考察） 庞国翔：江津区文化旅游委员会二级调研员、区作家协会主席。
来源 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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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 17: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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