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脉连载22：乾隆年间风水阵塔：两塔一阁连青龙

文化作文研究

乾隆年间风水阵塔：两塔一阁连青龙——江津老城建设的顶层思路之二‍

几江半岛对岸最大的龙脉是缙云山。如果城市建在对岸，虽然北方位是高大的缙云山脉，靠山极佳。但缙云山脉是西南-东北走向，它同时属于城市西方白虎位，大凶。所以对岸叫德感——以德感之，使之勿动。这是江津乡镇中最佳吉名，对化解白虎凶星，效果极好，可见当年风水师们的智慧。有德感这一名字化解白虎，加上脉气遇水则止，几江半岛易完全处于玉水环抱之中，自然风水上乘。当然，任何吉地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几江半岛也是如此，它的软肋在白虎位鼎山高于青龙位塔坪路。对于这种城市格局，到清朝时，风水理论已日渐成熟，经过佛教与道教长时间的整合，堪舆界倡导建风水塔以弥补。“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域进行调研，汇集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梁思成的助手张驭寰先生出过风水塔专著《中国风水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研究风水塔的专著。对风水塔的历史沿革和分布、风水塔的分类、建筑材料、尺度、艺术装饰、各部件做法等，进行了论述。总体来说，南方风水塔多于北方，四川地区张驭寰介绍了28座名塔，数量上远高于其他地区。风水塔在隋朝已出现，作为佛塔的附属产品，但性质形象已大变。张驭寰说：“既不属于佛教系统的各式塔楼，也不能列为墓塔的范围，把它们归纳起来早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佛塔在宋以前是“一寺院建造一座塔，不建大殿，以塔作为主要崇拜物。”但佛教世俗化后，塔与寺院分离开来，“塔的佛性蕴涵向完全世俗繁华方面转变”，风水塔大行于世，“实际上就是由佛塔转型而改变了宗教性质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这种风水塔，民间称之为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文塔等，是对天地人关系探讨与实践的产物，它强调了“三才之间，地道为独尊”。风水塔的修建，四川重庆因山脉丘陵为多，成为风水师率先实践的土壤。清代乾隆时期重庆府只修建了3座风水塔，均在江津。即大塔（文风塔）、小塔（文风塔）、文星阁。清代风水塔修建数量，江北厅和丰都均为4座，居第一。江津3座，排名第二。


图注：四川重庆风水塔地域分布图，江津居重庆第二位。

不同的是，江津这3座风水塔，结成的是风水阵， 目的是补东南地势低洼，增强青龙地位。这与其他长江边的风水塔建造目的大不相同。古人认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地形不利于文风。大江东流往往“披沙淘金，竭尽英华，科名之不振，职是之故”。堪舆家们便想尽办法来弥补这种地理缺陷，于是借塔来阻止“水去沙尽”之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风水塔往往建在两河交汇处的岸边，即风水学的“水口”处。所以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等沿江分布着19座这类风水塔；长江流域在重庆内共有23座；嘉陵江流域从广元算起，共有9座；渠江流域共有19座；涪江流域共有29座。但江津不是。江津以城南鼎山文塔（白塔）和江津北岸高家坪文塔，加上城中心位置建造的奎星阁，两塔一阁，结成风水阵塔，“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


图注：两塔一阁风水阵图，连接鼎山龙脉，培护东方青龙位。

清代四川一带建风水塔的目的，是为了“壮黉宫”，即教育。一旦进士人数减少，必须立即从风水上找出问题，并快速补进，这已经成为一方官员的政绩。江津这3座塔，《县志》图示为：南部的白塔，东部的文星阁，北部的文塔。而白塔位置，从地图上看，大概在今天的小塔位置。东部的文星阁，更象在名豪步行街，而并非现在的奎星广场。通过《县志》图，文庙北端有一“魁楼”，此魁楼极有可能是现在遗存的魁星楼，而文星阁在进士蹇滋善《修两文塔碑记》中有专门的记载：那是风水专用。


图注：两塔一阁风水阵在乾隆版城图上的位置。

根据《县志》记载，城南文塔在鼎山下，明代崇祯8年曾修建，乾隆甲寅年在公募与政府补贴的组合方式下，终于筹集资金，重修新塔，与圣庙（文庙）相对，此方为元魁星。江北文塔在圣庙的八卦艮方，与城南文塔丙艮相映，为荐元星，叫催官方。由于处长江北岸，又在山顶，工程量极大，费十数年方成。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记载，新建两文塔目的：培护风水，有益科举。

建成之后，《县志》叙述：“津邑文运较前数十年颇盛。”为此江津籍进士蹇滋善专门为建塔写《修两文塔碑记》。该记开篇即道：“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山川形胜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际，未尝不继之以人力。”意思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山川风水之不足。


图注：蹇进士所写《修两文塔碑记》。

“粹然儒者”曾受一县长，对于培植江津文风非常用心，“尤三致意焉”。最后在乾隆丁酉岁（公元1777年），“于圣庙落成之后，环视地脉，谓东南北三方稍陷，必大为培补，始足以崇礼势而壮黉宫。先于东门内建奎星阁，立著成效。侯曰未已也：鼎山之南，大江之北，当建两文塔。侯亲为卜地，诹吉兴工。”曾受一县长“历官四川阆中、綦江等知县，1762年任四川珙县知县，乾隆三十年（1765）调任江津知县，四年后升任合州知州”。在文庙建成后，随大家一同查看江津龙脉，有堪舆家认为东、南、北三方稍陷，受西方白虎位的鼎山压制，文风不振。所以提议在东门内建奎星阁，马上可以见效。特别强调，这个位置不是现在的奎星广场，那是文庙所在地。文星阁在县图的东门位置，即现在的名豪步行街。



图注：魁星楼与文星阁不是一回事。魁星楼在文庙后，城图标注为魁楼。

文星阁在县图的东门位置，即现在的名豪步行街。文庙建筑群标注有两座房屋，最北端有一座“魁楼”，即现在的奎星广场。而广场对面，是县衙门所在地，即现在的江津老公安局位置。所以风水塔“文星阁”，是风水专用。现在的江津地方学者没有审图，弄混淆了。后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述文星阁与魁星阁是两回事。曾受一却认为不止于此，提出在鼎山南部，长江北岸，当建两座文塔，才能达到效果。并亲自占卜取地，挑选吉时吉日动工。那时的文人，《易》是必修科目，对于堪舆之事，极易贯通。但好事多磨，“曾侯以致仕回籍，未获竣事。后复致书于邑人，期在必成。然屡兴屡废，讫无成功。”曾受一离职退休回原籍后，仍然未能成功。后来写信给江津县人民政府，希望建成。但提案屡提屡废，因为没有人民币，愿望无法实现。终于在公元1794年，进士蹇滋善同志未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直接诉之当时的一把手涂县长，并获得成功：“岁甲寅，余言于邑侯涂公，请公项若干，复募费重修，南塔先成。惟江北之塔，厥功甚距，费尤不赀，历数寒暑，而功始竣。制军孙补山先生，题其额曰：标建奎躔，自是而文风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涂公继之，趋事者明经程诗钟、张光组，太学生何绣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赀以建碑亭者，则司马戴君登霄也。”该工程倡导的人是曾受一，落地的人是涂县长，出力的人是程诗钟、张光组、何绣裳，出钱最多的人是司马戴。涂县长，全名涂长发，江苏江宁举人，乾隆54年任江津县长，在任5年，公正廉洁，1795年升任眉州。


图注：《民国版江津县志》对涂县长的介绍。

司马戴同志家里很有钱，霍来宗同志在《团练乡勇碑记》中记载，戴君不仅“捐弃多金”，还“顾备丁壮数百余人亲为训练”、“制造枪矛千余件”、“铸大小炮位七十余尊”送给江津和重庆府江北厅，甚至“办蓑、苙各五千件，脚马两万件送营中”。但可惜，司马一姓在江津的姓氏大族中还排不进前十。参与《乾隆江津县志》修纂的江津几江人王家驹，乾隆37年（1772年）赐进士出身，行政级别为正七品散官文林郎（类似现在正处级），曾官广西平乐知县、任奉节夔州府学教授，《县志》收录了他写游城南文塔的文章《游鼎联宝塔记》。公元1779年夏初，王家驹带领40多人登南城文塔，地点在离城半里的聚宝山，也就是现在“云鼎阳光”到 “园丁大厦”一线。虽然刚刚进入夏天，换算成农历，相当于现在5月，气候已暖，有人打伞遮阳，从南安门到聚宝山这一段路，居然走得汗流浃背。


图注：王家驹进士的《游鼎联宝塔记》。

走到塔下，塔前有大树，树荫广达数亩，树下还有小条石，可供休憩。塔很高，“望塔顶高数十丈”，以当时的测量工具，不易计量。塔基很宽，“周围约数丈”，“层有十三”，每一面都开有窗户。整个塔给人的感觉是“峥嵘拔地，突兀撑空”。第一层塔额上“嵌石刻四大字，所谓‘鼎联宝塔’者也”。


图注：《游鼎联宝塔记》对塔外观的描述。

登楼过程，路径狭窄，拾级而上，“后人持前人脚，前人履后人项”，颇为艰难。塔楼每层四面门洞大开，越上光线越好，“披襟挡风，觉透体清凉”。登上最高层俯瞰，“下地烟霭霏微，杳若无际，飞鸟过者，延视其背”。攀窗四望，“遥见鼎山耸峙，几水环流，华盖诸峰，如翠屏罗列。城堞参差，田庐隐见，尽在其下。吾津胜观也！”突然就发现：王家驹登聚宝山“鼎联宝塔”是1779年夏天，涂县长建南部白塔是1794年，前后相差15年。这15年“鼎联宝塔”不可能就垮了重建。意思就是，“鼎联宝塔”与风水白塔应该同时存在。那么问题来了：风水白塔在哪个位置？蹇滋善《修两文塔碑记》中虽未明确指出，但《乾隆县志》记载是：“在鼎山下与圣庙相对”。按照《乾隆县志》“在鼎山下与圣庙相对”，那么从南安门往山上遥望，必在现在塔坪路与燕窝穴街向南部延伸的两条线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江津融媒大楼到生活林之间的范围。这里就是聚宝山。从园丁大厦，经燕窝穴街上，到达南门，这一线，曾经是江津传说中的风水宝地，杨氏家族从放羊娃，到重振家族雄风，成为江津望族，靠的就是祖坟埋在这一线的风水穴位上。


图注：从现在奎星广场向聚宝山望去，“鼎联宝塔”位置在塔坪路园丁大厦以下。“小塔”应该是新建白塔位置。

“鼎联宝塔”，《乾隆县志》未载，但距南安门，仅仅“一里许”。当年这里是一片荒山，甚至是坟山，直线距离短，但羊肠小道，爬上去还是要费一番周折。换一个角度，如果聚宝山已经有一座13层的宝塔，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充当了风水塔的角色？这种情况还有必要新建一座么？《乾隆县志》记载，南部文塔有新塔和旧塔，旧塔建于明崇祯八年（1632年），没有明确标注地点。新塔建于1794年，相差162年。幸好《民国江津县志》对旧塔有记载：“明崇祯八年建，今撤毁。”那么“鼎联宝塔”呢？《乾隆县志》未载。重新查《民国版江津县志》，赫然出现“县文塔有三”字样。（一）“一踞鼎山，其形较小，中实，俗名‘小塔’。”这是当年曾受一卜定的风水塔位置。现在高德地图上还可显示“小塔”地点。（二）“一峙武城后，俗称‘大塔’。中有蹬道盘旋而上，如入云霄。”这与王家驹《游鼎联宝塔记》所载吻合，为“鼎联宝塔”。（三）“一屹立大江北岸高坪，近石佛山。势极峥嵘，与峙武城后者，相竞崛起。”同时记载了城中塔池胜景：“天日清朗时，三塔之影咸倒入城内菱塘中。自塘岸观之，一一可见。故邑中风景，夙称‘菱塘塔影’为胜。”江津确有三塔，但即便《民国版江津县志》，也未解释“鼎联宝塔”的来由，殊为可惜，说明编辑极为粗糙。但“菱塘塔影”，作为江津胜景，留下了史记文献。


图注：民国版江津县志对三塔的记载。

《江津乾隆县志》的编修，脉络很清晰，从明朝开始，历经四次才完成。《四川地方志》570页至571页载：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杨元吉县长拜访本县名士杨彝（明正德十四年举人，翌年成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 御史、浙江清军御史、贵州巡按御史、江西吉安府知有、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请他出面总领纂修县志，当时纂成县志二卷，但未能刊刻印行。到乾隆33年（1680）还能见到手抄残本。康熙十九年（1680），县长王躄聘本县名士龚懋熙（明朝崇祯进士，宫太常博士，入清不仕）出来总其重修县志事，书成，仍未付梓。雍正年间，县长王朝选曾依据龚懋熙版本，重辑县志五卷，至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依然未能刊刻印行。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曾受一在县中寻得以上各志的抄本，取而阅之，遂为补缺订伪，纂成县志21卷，然后由进士王家驹参与校阅，于次年夏天付之梓行，总算完成。原刻印本迄今仅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一部。明朝兵灾之后，《重庆府志》已残缺，仅剩下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县之志（当时重庆府共领三州十七县）。说明江津县志从明到清，一线贯之，未曾断裂。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221年断断续续编修，居然都没有注明“鼎联宝塔”的建造时间和目的，实为一大疏漏。


图注：成化《重庆府志》在明兵灾之后，只剩下五个县志保存，其中就有江津。

如此可确定：新建白塔在鼎山脚下，地图上的“小塔”，位于“鼎联宝塔”西边。而大塔，应该是可以攀登的“鼎联宝塔”，在塔坪路武城后。“鼎联宝塔”虽然不是曾受一县长亲自卜定的风水塔，却依然达到了培护东方青龙的效果，这说明前朝已经有风水师在做这件事。另外，有少数江津地方学者，认为风水阁是奎星阁，则明显错误。此风水阁在《江津乾隆县志》上是文星阁，位于东门，是新建，不是南门文庙。现在奎星广场上的奎星楼，是南门文庙建筑的一部分，不是培植风水所建。曾受一县长在鼎山脚下查穴卜地所建白塔，自然选在龙脉穴位上，着眼于全局。原有的“鼎联宝塔”，也处风水线上，但当年建筑理由，却未明示，今人难以知晓。可惜，三塔已不见踪影，文星阁荡然无存。荷池已毁，“菱塘塔影”，无一可见。高家坪文塔因抗战时成为日本军机绕道江津轰炸重庆的航标，国民政府陪都防空司令部下令炸毁北岸文塔。2010年，江津第三次文物普查，将高家坪文塔遗址列为”抗战遗址“，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很灵，江津建塔后，立即文风昌盛，屡中进士。
作者：谭蘅君、谭云籍  中国教育学会课题《文化作文与文化教学研究之地域文化篇》。地域文化研究遵循“用古人思维，还原古人智慧”，重建先贤历史文化现场的原则。至于古人思维是否科学或得当，留给后人评断。我辈暂做抢救与还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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