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脉连载40：（第一研究）江津艾尚书缑侍郎状元墓等皆是伪夏官员？

文化作文研究

第一研究
江津艾尚书缑侍郎状元墓等皆是伪夏官员？——江津历代文人群像及地域思想研究（六）
谭云籍  谭蘅君


作者按一个地域或最小的县域都有它的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史哲一家，文学是基础，史学是核心，哲学是高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思想史最好从它的文人开始，他们身上既传承了正统的主流思想，也打上了地域痕迹。本系列拟从江津历代文人作品入手，剖析廉官、能官、隐官等不同官员和才子、隐士、普通文人等身上隐藏的具有江津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通过系列群像，让大家深刻理解江津地域文化内涵，从而增强地域文化自信，并通过认识地域文化基因的优劣，张扬优良基因，修改落后基因，通过重组基因编码，优化江津地域文化结构，提高江津地域文化品质。‍‍


江津有些墓碑和地名甚至溪流名称，都打上人文痕迹。但往往史无记载。江津古代文人对待这些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文化遗产的态度，颇值玩味。
一
溪墓留痕：亮瞎眼的头衔

一千五百多年历史，江津的山川大地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江津綦河界内有一条支流叫状元溪，一听名称很惊艳，却无法考证纪录的是哪位状元轶事。乾隆版《江津县志》还记载有“状元字”，释义为：“县南四十里，江口石壁上刻‘状元’二字。有墓，一名状元墓，旁有溪，名状元溪。”江津真有状元？查史料，江津科举最好成绩，是武科杜天麟，清代甲午科榜眼，广东香山协副将，代理广东水陆军提督。把清代专用职务术语换成现代语境，便是现在代理省军区司令，统率本省绿营（汉兵）水陆官兵，也算封疆大吏。叹与状元还是差一名。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对“状元字”的解释。

比如一些墓碑，上有某某尚书之名，一查史书，居然查无此人，留下一个哑谜，无疾而终。乾隆版《江津县志》载有“艾尚书墓”，释义为：“在县南二里鼎山后，名发明，仕至吏部尚书。弟发贞，发官。三墓俱在。碑残。时次莫考。”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对“艾尚书墓”的解释。
有史载的墓，记录很严谨。比如“江侍郎墓”，乾隆版《江津县志》解释为：“在县北三河口，有享堂丰碑，明大学士渊之父江英夫妻合葬。葬祭，遣官如制。《碑》，吏部尚书王直撰文。”江英是宰相江渊的父亲，洪武年间举人。死后在江津享堂乡与妻子有一个合葬墓，叫“江侍郎墓”，按照王朝礼制建造，碑文由明朝吏部尚书王直撰写。王直是东晋太傅王导之后，主掌吏部14年。《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文典雅纯正，有宋元之遗风”，由他撰碑，可见江英死后殊荣。《重庆府志》介绍则更为详细：“在县北三河口。故云南参议、赠嘉议大夫、户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江英之墓，其享堂、封碑、葬祭、遣官如制，《碑文》则吏部尚书王直所撰。岁久，堂倾颓。嘉靖辛卯，孙江远状上巡按御史丘道隆行提学道举行，议未决。己亥，提学副使毛稽故牍，责之郡县出帑钱若干，县令杨元吉治其工。”《重庆府志》对江英官衔介绍更全面，并附有后续故事。时间稍长，江英夫妻的祭堂就崩溃垮掉。公元1531年江英的孙子江远与相关部门协调无果，很生气，直接将此事写成状子，上呈给四川巡按御史丘道隆。丘道隆就是那个大胆上奏《请却佛郎机贡献疏》，首请驱逐葡萄牙人的廉吏，一家三兄弟两袖清风，时人称为“一门三大夫”，至今上杭县瓦子街内还有百姓颂赞他们的“荣褒豸史”牌坊。案子却议而未决。过了8年，公元1539年，四川提学毛副使从旧公文中发现此遗留问题，马上责令郡县共同出钱解决，江津县长杨元吉亲自督工，重修享堂。重庆其他县地也是如此，比如巴县有一个“蹇尚书墓”，《重庆府志》释义为：“在府城北五十里。明宣德十年奉敕葬此。”其中的“奉敕”二字，既说明来历，也证其死后殊荣。比如彭水县有一个“长孙无忌墓”，《重庆府志》解释为：“在彭水县信宁乡内。唐显庆间，无忌贬黔州，殁，葬此。”

二
明清文人：疑为伪朝

读《江津县志》，在《志疑》一节发现，原来早在明清时期，江津文人已经注意到这些人文现象，并作出解释：疑为伪夏官员。该处题目为《尚书侍郎状元等》，文字不多：“艾尚书墓在鼎山后，名发明，旁有艾村。蔡侍郎墓在石子山，缺其名。状元墓在南江口，姓名俱缺。旁有状元溪，皆无时代科分可考。大约伪夏时人也。夏振玉云：‘明玉珍都渝郡，勋戚大臣多驻于津。所谓某尚书、某侍郎之属，皆其所遗。’其说近是。”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志疑》之《《尚书侍郎状元等》。
这里有三个意思，一是江津有许多大官员和状元之类的墓，无法在正史科考及职务名录里找到其人。二是猜测这些大概是明玉珍窃蜀称帝号大夏时的官员和科考状元之墓。三是引用江津邑人夏振玉的话来旁证：明玉珍称帝后，将大夏国都建在重庆，而主要功勋大臣和皇亲国戚的家都安在江津，所以死后大多葬在江津，也就有了状元或尚书、侍郎之类的墓。想来那时江津作为京畿地，房价不比渝中区低多少。也间接说明江津很有作为战后根据地的潜能。联想后来的抗战，江津作为战后四大文化区之一，这份底蕴密码其实早就藏在历史的夹页里层。明玉珍曾实行科举制，在四川八道举行乡试，精心选拔人才，供各级政府部门录用。乡试合格者，参加由宗伯刘桢主持的会试。又合格者由明玉珍亲自廷试，取中者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当年秋，大夏国首次开科取士，赐董璧（或作重壁、董重壁）等8人进士及第，其余人分别赐进士出身。大夏国后来科举情况暂时未找到相应资料，难以考证状元姓名。明玉珍1363年称帝，1366年去逝，在位3年。儿子明昇继位，1371年被朱元璋所灭，在位5年。父子加起来不到10年，根据科举3年一届，最多也就2届，如果加上对人才的渴求，推出一个恩科，也就3届。


三
保留余地：江津是避战圣地

定位为伪夏这一猜想被民国版《江津县志》采纳，比如“名胜”一节，“缑侍郎墓”释义为：“在黄泥场五里缑氏坝，有古墓石榔，巍然高大，惟无字迹可考。传为明玉珍时缑侍郎墓。”




图注：民国版《江津县志》对“缑侍郎墓”的解释

综合以上各种资料，有三个信息值得思考。一是对墓碑共性进行客观描述。《尚书侍郎状元等》一文传递出这些人的墓要么无字迹，要么缺名，甚至姓名俱缺。这明摆着想遮掩什么东西。说明这些真实信息一旦批露，可能坟墓或后人要遭殃。这间接证明墓主碑文上所谓状元、尚书、侍郎等荣誉，估计或许不为当时朝廷所容，或许不为正史认可。二是江津文人采取了排斥态度。乾隆版用了“大约”一词来猜测，毕竟没有实据。民国版用了“传为”一词，同样不能证实。字里行间多少有些贬义，但本着真实态度，还是没有下定论。



图注：大夏国疆域图，江津处核心位置。

这说明江津文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时，下结论还是非常谨慎。毕竟江津有一个特殊现象。从汉时开始，一旦天下大乱，无论汉宫，还是唐廷，达官贵人们便络绎不绝地穿越秦岭，入蜀避难。有时还包括皇帝，如唐玄宗和唐僖宗。唐玄宗逃到成都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唐僖宗在四川生活了四年。逃到成都，才发现平原地势，难阻兵锋，只得继续南下。部分人在青神、乐山、内江等邛崃山、大凉山和龙泉山的余脉处找到安全感。部分人继续顺江而下，到达宜宾、泸州，但这两处均与少数民族交界，属于夷汉边疆，多有劫掠或战争发生。因此部分人继续顺江而东，惶惶然到达江津地界，举目打量，突然发现乃天赐良地：一望四围，山川交汇，惊慌的心骤然间就安定下来，终于找到一处避难圣地。江津战和两宽。战争来临，往南即是云贵高原，深山大林，藏身容易。西北、正东也有缙云和中梁两大山脉，均可躲避。战争一旦结束，又可立即出川。或顺水东下荆湖出海，或沿綦河南下遵义贵州，进入两广，或转嘉陵江北上西安入洛阳，或逆行重回成都，坐享太平。四通八达，极其方便。因此，很难说这些有官家身份的人在逃难期间死亡后，墓碑上是否敢署真名？毕竟改朝换代之后，前朝孽臣的命运很难说清楚。《江津县志》上就记载珞璜镇有一个唐朝宰相墓，但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已无可考。是否为安史之乱或后来唐末战乱时期逃难至江津葬此？已无法考据。三是体现江津文人的正统思想。对明玉珍大夏王朝，用了一个“伪”字，说明其称帝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足，只是草台班子，割地为王，非正统认可。因此这些所谓状元、尚书之流，自然不算数。

四
江津文人：刚正风骨

读这一部分文字，很能体现江津文人的正义感和文脉骨气。对于来历不明的所谓状元、尚书，江津文人没有对其洗白改造，或张冠李戴捏造事实，再据为江津文化骄傲，而是通过对历史长河中史料的梳理，认为最有可能是伪夏，心里产生不洁感，所以把他们作为文化负资产来看待。这一点极其可贵，证明江津文人群体具有刚正风骨，不愧是多出御史官员的地方。作为江津当代文化人，可借助信息时代的有利条件，从两个方面考证。一是寻找大夏历史资料，考证传说真伪。二是通过对正史名人官员的流寓，特别是战争时期的逃难，考证有无相应官员进入江津。虽然目前我们查阅《明氏实录》《明史·平夏传》《明太祖实录》《明史稿·明玉珍传》等还未找到相应线索。但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为寻找江津历史真相作了贡献。作为江津思想史的研究，也算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史料以供参考。


图注：《四库全书》史部之《明氏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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