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出土的南宋时期碑刻初步研究

江依依

摘要：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是近年来川渝地区石窟寺考古的重要发现。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完整地揭露出来的中小型石窟寺，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墓葬区及放生园区组成。遗址出土和发现了40余块宋至明清各类碑刻、题记，包括僧俗墓碑、造像记、记事碑、经幢等。特别是南宋时期碑刻不仅在重构寺院沿革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管理体系、度僧制度、寺院经济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关键词：石佛寺遗址；石窟寺；南宋碑刻
石佛寺遗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长江北岸的山坳内，是一座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寺院遗址。2016~2019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考古发掘[1]，发现了大量的寺院相关遗存，包括40余块宋至明清时期的碑刻、摩崖题刻等文字材料，极大地弥补了该寺院在文献上的缺失，成为重构寺院发展史的自证材料，特别是一批南宋时期碑刻，涉及了宋代的寺职、度僧制度、寺院经济等问题，丰富了宋代寺院制度的相关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将石佛寺遗址出土的南宋时期碑刻刊布如下，并就所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一、南宋时期碑刻内容（一）碑刻一（2018JSSG4∶16）碑呈长方形，顶部两侧抹角，左下角残。宽53、高105.5、厚9厘米。顶部横排题刻“杜氏舍院基碑”，正文竖排题刻：一心仰白，/十方诸佛，龙天八部，罗汉圣……/右。佛弟子杜世兴，伏为女弟子……/安无方，得瘥，问圣占卜，云是□下地名……/古佛岩累被牛畜秽污，□无人焚献。但世兴……/心竖告䟽，愿舍与光□，一请就彼修造，永远焚献，□/乞王氏气疾早获安乐，眷属康宁，公私清吉。二六/时中，伏圣加俻恭请/大觉卬知，谨□。丙寅绍兴十六年九月九日，奉/佛弟子杜世兴同政王氏一家等䟽。/丙□住山僧悟果立石”（碑刻一，1、2）

该碑背面顶部横排题刻“祝圣寿长明灯碑”，正文竖排题刻：观音院僧晓成同小师行满等，所将自出家/已来，斋□施资共玖佰柒十五贯，置到/归停乡户冯寅仲父子号名白土䑓，朱九四/住宅团圆□一契，系朱九四等佃食已□/官投印契赤□讫今，来师资商议将上/佛田土，立碑舍在本院，永充/圣山，会诸佛菩萨殿前长明香灯，□为/今上皇帝祝严圣寿无疆者，仰逓代/知事僧资当至诚□□，所有田土……/转移。若违此愿，龙天□□生……/王法，堕三恶道。今□愿□知……/立碑招收，向上田亩归本院……/绍定元年……知事僧晓成，小师行满同……（碑刻一，3、4）（二）碑刻二（2018JSSF8∶1）碑呈长方形，下部残。宽70、高91、厚10厘米。正面横排题刻“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正文竖排题刻：观音院僧晓成照得年老手下度到小师行满壹人，所有手下囊资……/今来父子商量不通分张，遂情愿舍在本院师主悟果处，置□……/佛惠命，以祈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次兾，色身康健，寿年……/并一切人，不依此愿，妄有破坏者，今受十恶果报伏，请/诸佛菩萨证知，龙天洞鉴谨白。己丑绍定二年九月□……/右悟果既领上件所舍度牒，先请/土主菩萨为证，即为买田年收谷斛置簿在本院顿放，仰逓代……/本院刊名于度僧碑上，□庚寅绍定三年为首，若度僧谷斛钱……/失所舍之愿，仍不得将□件谷钱典借与人，并私自互用。若同……/王法，死堕地狱。其出家人众僧各自教行者暗念一部莲经，不□……/持此五戒，然后依西州试体例会集比试，若念得合格者当与……/五戒，守护威仪，庶使绍隆，佛种灯续无穷。若破戒者，堕三恶道……/住专用供饍念经童子，庶几累世有念经僧，所有出家之人书……/重庆府江津县观音院未系帐行者某乙，本贯本府人事，父某……/钱，收买到甚字号控名绫帋度牒一道，赴本府书填，投礼本院……/太岁甲午端平元年五月十五日，敕赐观音院前住持僧……/念经行者若无缘做僧，可令同赴僧堂粥饭，每年常住与…… （碑刻二）

（三）碑刻三（2018JSSF8∶2）碑呈长方形，下半部分残，宽65、高68.5、厚12厘米。顶部横排题刻：“本院僧行暗念莲经转法轮碑”，正文竖排题刻：僧行通，俗姓犹，下坝人事。自庚寅年念经，癸巳年得出家，至乙未……/僧嗣祖，于乙未年试经讫，父李潮，母胡氏大娘子，系龟停乡李□……/行者何仲原，自甲午年念经，至乙未年试讫，父何世新，母杜氏……/移风乡灵滩上人。童子彭文宝，念得六卷，父彭明□，母周氏鉴……/僧行椿，俗姓王，在郭人事，丙申年十一岁念经，己亥年十四岁试毕……（碑刻三）（四）碑刻四（2018JSSF10∶8）碑呈八棱体。宽22.5、高37、厚21厘米，横截面棱长8.5厘米。三面有题刻，自左向右题刻“宋故□□/常住檀越/二郎居士”。（碑刻四）

二、所涉度僧制度《本院僧行暗念莲经转法轮碑》（2018JSSF8∶2）中主要是寺院内僧人、行者或童子，于何时开始念经、并于何时试经完毕或出家时间的记录，如“僧行通……自庚寅年念经，癸巳年出家” “僧嗣祖，于乙未年试经讫”“行者何仲原，自甲午年念经，至乙未年试讫”“移风乡灵滩上人。童子彭文宝，念得六卷” “僧行椿……丙申年十一岁念经，己亥年十四岁试毕”。该碑右侧留有大量空白区域尚未使用，应是为后来增补名录而预留的空间。该碑内容主要涉及了宋代度僧中的童行制度。宋代对僧团的管理日趋严格，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度僧制度，来防止僧尼的私度和伪滥。如若要成为一名正式的僧尼，需经过一系列程序才属于合法。在正常情况下，应先入寺成为一名行者或童子，在寺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学习后，经过试经、恩度或进纳后，取得度牒，然后剃度为沙弥。在满足年龄的条件下，在州府的戒坛受具足戒，取得六念文书（六念牒）和戒牒，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僧尼[2]。在这一系列程序中，由行者或童子取得度牒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标志着可以合法剃度出家。行者是指愿意进入佛门，并带发入寺修习佛经，且要在寺中承担一定杂役的人。《释氏要览》：“行者善见律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钵，欲依寺中住者名，畔头波罗沙（未见译语）今详，若此方行者也……凡十六岁已上，应呼行者。”[3]《禅林象器笺》：“禅林行者，卢能为始。尔后凡求剃度而未得买度牒，有发而依止僧寺者，称为行者。”[4]类似于行者性质的，还有童子。童子与行者主要是年龄上的差别，“自七岁止十五，皆称童子”[5]，二者亦合称为童行。为掌握各地童行的基本情况，童行需要系帐，即要登录簿籍，并上报祠部，“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帐上祠部”[6]。童行在系帐后，才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度牒。在宋代有三种方式可以取得度牒，一是试经、二是恩度、三是进纳[7]，其中石佛寺遗址出土的南宋时期碑刻中涉及试经和进纳两种方式。《本院僧行暗念莲经转法轮碑》（2018JSSF8∶2）中记录了僧嗣祖、僧行椿、行者何仲原均参加过试经。另《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有“持此五戒，然后依西州试经体例，会集比试，若念得合格者，当与……”，也提及了试经。试经制度起源于唐代，是为选拔僧才所设置，其形式模仿了科举考试，试经合格者就给与度牒。《佛祖统纪》：“神龙元年，……诏天下试经度人。山阴灵隐僧童大义，年十二诵《法华经》，试中第一。”[8]“唐中宗始诏天下试经度僧，是犹汉家以科举取士。”[9]从唐代到宋代试经的内容主要是《法华经》，该经仅七卷，繁简适中，适合学习者诵读，“自建隆开国至于南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试法华，然后得度。以由此经是如来出世一化之妙唱，群生之宗趣，帙唯七卷，繁简适中。故学者诵习无过与不及之患。”[10]“宋仁宗诏试天下童行诵法华经，中选者得度，参政宋绶夏竦监试。”[11]《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莲经》是该经简称。《本院僧行暗念莲经转法轮碑》（2018JSSF8∶2）以及《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其出家人众僧各自教行者暗念一部莲经”，均可见背诵《莲经》的记录，可见至南宋晚期，试经内容仍然是《法华经》。除了参加试经获取度牒的途径外，宋代在英宗末年、神宗初年开始出售空名度牒，童行欲剃度者可以花钱购买，这被称为进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戍，赐陕西转运使度牒千道，籴谷赈济。”[12]《佛祖统纪》：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司谏钱公甫言，祠部遇岁饥河决，乞鬻度牒，以佑一时之急，自今圣节恩赐，并于载损，鬻牒自此始。”[13]与试经所获记名度牒不同，进纳所购买到的度牒为空名度牒，需要购买者申请书填。《禅苑清规》中记载了空名度牒的书填格式，主要内容有童行名字、年龄、籍贯、师主名、度牒来源、度牒字号等。“书填状式，某院童行姓某右某，年若干，本贯某州某县某乡人事或郭下人事。昨于某年某月某日到院出家（有父母即云父母送到出家），礼住持僧某为师。今买到（如客处买到即称买到客人某甲名下）某处某字号空名度牒一道，欲乞书填为僧，并无诸般违碍，请申状云云，年月日具，前位姓某状。” [14]《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出现了相类似的空名度牒的书填格式：“重庆府江津县观音院，未系帐行者某乙，本贯本府人事父某……钱，收买到甚字号控名绫帋度牒一道，赴本府书填投礼本院……”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的注意。一是未系帐行者可以购买度牒。前文已叙述行者如要获取度牒必须登记籍帐，这里可能反映了南宋存在以鬻买度牒来弥补财政不足的方式，可能导致了对僧道管理的放松。二是度牒材料为绫纸，并且其上要标注料例、字号。北宋的度牒一般采用黄纸，但是易于被人仿造。因此，在南宋初改用绫纸，“先是，尹东等言伪造度牒之弊，尚书省措（署），一、伪造度牒之人雕成一板，则摹印无穷，兼染成黄纸，便可印造。今欲改用绫纸，背造倣官告，如法书写，本部官系衔书押，空留合书填去处。令礼部限一日立式申尚书省。一、乞令礼部依仿茶盐钞法，如遇给降诸州军度牒等，并用簿题写手本、料例、字号于绫纸后，别用朱印合同，降付逐路转运（同），委本司官吏主行。”[15]度牒以千字文为编号，为防止退还，还将世俗间忌讳的一些字删除不用，“自来度牒以《千字文》为号。其间字号有犯俗间避忌者，交易之际例多退嫌，至或减损价直，今欲豁除字号共一百字。”[16]《千字文》中即有“籍甚无竟” [17]。因此，碑中甚字号即是度牒的千字文编号。三、所涉寺院经济问题（一）施舍寺田寺院田产是寺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僧团也从最初的乞食托钵为生，再到皇室贵族的施舍供养，进入唐宋以后，逐渐发展到自耕自食与供养相结合的阶段，特别是禅宗兴起后，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8]的普请制，依靠僧团的劳作而自食其力。因此，寺田的设立和经营就成为寺院中重要事务，除解决僧众的饭食外，寺田的经营收入也要负担寺院其他的大量开支，比如寺院建设、佛事法会等。宋代寺院田产主要来源有赐田、舍田、购买、开垦、归占、租佃等形式[19]。其中石佛寺遗址出土南宋碑刻中有多条施舍土地的记载，反映了宋代舍田的一些历史事实。我们根据施舍人身份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信众施舍。施舍的土地被用来修建寺庙、建立放生园。《杜氏舍院基碑》（2018JSSG4∶16正面）记载了杜世兴施舍院基以修造建筑供养古佛的事情，“愿舍与光□，一请就彼修造永远焚献…”另外在石佛寺遗址的水洞摩崖题刻上提到开山僧光庵获得淳八二郎所施舍的土地，并建立放生园的事迹。“此一段地，据舍□内于乾道二年，得淳八二郎施与开山僧光庵……不许人于中弹射飞鸟，捕捉走兽，立作放生园……”[20]（碑刻五）该摩崖题刻距离石佛寺遗址建筑基址区约100米，承载该摩崖题刻的石块现倾斜于地面，可能系从附近扑落而至。其周边为一片坡地，间杂有数块天然巨石，可以想见当时这里是一片山林繁茂、适合放逐野兽的佳地。

第二类为僧人施舍。《祝圣寿长明灯碑》（2018JSSG4∶16背面）记载了观音院的僧人晓成、行满等，用自己出家以来所积蓄的财产购买土地，并将土地施舍至寺院内，用以供养长明灯的事迹，“观音院僧晓成同小师行满等，所将自出家已来，斋□施资共玖佰柒十五贯，置到归停乡户冯寅仲父子号名白土䑓、朱九四住宅团圆□一契，系朱九四等佃食已□，官投印契赤□讫今，来师资商议将上佛田土。立碑舍在本院，永充圣山，会诸佛菩萨殿前长明香。灯……” 在宋代，僧尼将自有田产舍入寺院充当公产，是寺院舍田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僧尼拥有私有财产的现象较多见，如《延昌寺僧祖绍舍田碑》：“延昌绍公……没衣钵羡余，造塔宇为报本地，置土田为岁斋粮……乃以师田租捌石㭍斗入院，充忌供。复以师义父母叶氏夫妇侑供，仍舍租叁硕余入悟空院，为师所生二亲忌礼。”[21]僧尼的私财既包括出家前的私有财产，也包括出家后信徒的施舍和自己的经营所得[22]。从《祝圣寿长明灯碑》（2018JSSG4∶16背面）中就能看出当时这种情形，晓成、行满用施舍所得财资购买了土地，并舍于寺院内。（二）无尽度僧库《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有“……土主菩萨为证，即为买田年收谷斛，置簿在本院顿放仰逓代……本院刊名于度僧碑上，□庚寅绍定三年为首，若度僧谷斛钱……失所舍之愿仍不得，将□件谷钱典借与人，并私自互用若同……”该碑虽然残缺下半部分，很多内容无法通读，但碑首名称中提到了无尽度僧库，碑文中又出现了“度僧谷斛钱” “典借与人”等，显示着无尽度僧库可能具有寺院长生库的性质。长生库是宋代寺院中的放贷机构，《夷坚志》：“永宁寺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23]《老学庵笔记》：“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24]长生库借贷的利息均有指定的用途，其中用以购买度牒的质库，一般被称为度僧局。如“有度僧局，裒钱百四十万，积其赢以贸牒”[25]。文献中也往往会有度僧之库、度僧有库等说法，如 “方既至，问其地利之所出，度不足以赡众，则化净檀为油麦库，以生财役力。事众未有效劳者，则合众力建度僧之库”[26]“度僧有库，会浴有室，钟鱼震响，草木葱茂，丛林规制大略具体。” [27]用寺财借贷，使其“长生” “无尽”的取利思想是以佛法中“无尽藏”理论为基础，“十诵僧祇塔物出息取利，还著塔物无尽财中；佛物出息，还著佛无尽财中；拟供养塔等，僧物文中例同。不得干杂”[28]。隋唐时期的寺院放贷机构就被称为无尽藏，《释氏要览》中解释寺院长生钱时，引用了《两京记》中化度寺的无尽藏，“无尽财盖子母展转，无尽故，《两京记》云：寺中有无尽藏，又则天经序云，将二亲之所蓄，用两京之旧，莫不总结招提之宇，咸充无尽之藏”[29]，可见时人认为无尽藏与长生库的作用一样。因此，《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的无尽度僧库可能就是这类性质的寺院内设机构。四、所涉寺院内重要僧人、居士及寺名问题（一）悟果悟果在石佛寺遗址所出碑刻及摩崖题刻上多次出现，其出现的频率高于其他僧人。因此，我们推测悟果可能是寺院中重要僧人之一，对该寺院的建设和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经梳理，悟果主要参与了以下事迹。（1）参与杜氏舍院基。《杜氏舍院基碑》（2018JSSG4∶16）中有“丙寅绍兴十六年九月九日，奉佛弟子杜世兴同政王氏一家等䟽，丙□，住山僧悟果立石”。（2）僧人教育。《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小师行满……舍在本院师主悟果处置□……”其中师主即是师傅的意思，“师主名义，经音义云师者范也，教人以道，曰师谥法，曰温故知新，曰师尊严能惮，曰师耆艾而信，曰师主者主宰自在之义也”[30]。（3）组织开凿造像。在遗址内的明代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江津县重修石佛寺禅寺》上提到“嘉㝎初有僧悟果□□□修建而梵刹，始命磐石周遭镌如来诸佛之像，寺因改名石佛” [31]。（4）确立放生园。遗址内还出土一块碑刻（2018JSSTS08E09③∶5），从字体来看具有宋代楷书特点，内容与放生园有关，落款也是悟果，“……至豹子石……□为重誓不许……永不许弹射……兽□庻物……□悟果立…”（碑刻六）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悟果的活动时间最早出现在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的《杜氏舍院基碑》（2018JSSG4∶16）上，最晚关联年代是《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上的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两者相距83年。按，悟果成年后即任住山僧，此时已近百岁之龄。因此，我们对于悟果是否为同一人仍有疑问。（二）晓成《本院成监寺舍无尽度僧库本愿意》（2018JSSF8∶1）中有“观音院僧晓成照得年左手下度到小师行满一人”。宋代有以法名的字加职位的习惯称呼，如《代佛照祭珵监寺》[32]《示源监寺》[33]《山门祭振监寺》[34]等。《祝圣寿长明灯碑》（2018JSSG4∶16背面）中有知事僧晓成，知事僧专指东序知事，监寺就是东序知事之一。由此可知，晓成曾担任监寺一职。（三）二郎居士（淳八二郎）碑刻四（2018JSSF10∶8）中有“宋故□□常住檀越二郎居士”。檀越即是施主的意思，“梵云陀那钵底，译为施主。陀那是施，钵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译。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转名为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舍，自可越渡贫穷。妙释虽然，终乖正本。旧云达嚫者，讹也”[35]。石佛寺遗址的水洞摩崖题刻提到了淳八二郎的施主。我们推测二者是同一人，并且二郎居士常住于寺院内。（四）古佛岩、观音院根据《杜氏舍院基碑》（2018JSSG4∶16）的记载，在南宋初，这里名为古佛岩，因无人焚献，杜世兴将院基舍出，以修造供永远焚献的场所。石佛寺遗址中的5号石南面有晚唐五代的水月观音龛、东方三圣龛等造像[36]。因此，古佛岩应当就是5号石。而在南宋晚期的碑刻上多处提到了观音院，如“重庆府江津县观音院” “敕赐观音院”等。结合遗址内发现的南宋时期建筑遗存、南宋时期造像等，我们推测在杜氏舍院基后，这里开始大规模兴修寺院建筑，并得到官方赐额观音院。（作者：牛英彬，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后曦，重庆师范大学。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4年第5期）


来源：江汉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