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姨父邓鹤丹老先生

江依依

忆姨父邓鹤丹老先生作者 孙开远

编者按央视纪录片《门楣之上》自去年11月到白沙筹拍邓氏家族弘文重教、为国育才的家风故事以来，因工作协同，我们也有幸找到了很多真实、鲜活、珍贵的文史资料，其中很多都是首次面世，谨借《楫水白沙》栏目的平台，陆续刊载，以飨读者。

     1930年冬，我父亲在北平去世，我母亲领着我们弟兄姐妹六人回到原籍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现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除了我二姐开炀已经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但因患肺结核需留在重庆医治外，其余五人都已经或将要上学读书，因此必须找个距离学校较近的地方安家。但是我祖父遗留給我们的老屋距当地名校聚奎学校二十多华里，实在太远。幸亏姨父邓鹤丹老先生把他在离聚奎学校不到一华里的一座庄院无偿地给我们居住，邻居是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汤茂如、刘儒珍夫妇一家。隔壁小院住着表弟熊明哲一家，他们是在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带着他们回娘家的。我的三姐被安排在姨父掌管的新本女中读书，四姐考上了中专，大哥和我被安排在姨夫掌管的聚奎学校读书。


▲百年名校聚奎中学九曲池
白沙给我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姨父是聚奎中学的董事长，每天都要到学校来办公，也就经常到我们家坐坐，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父亲般地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既严厉又慈爱，使我获益匪浅。我读书用功，姨父十分喜欢我，常常在众人面前夸奖我说：“都像开远这样把书读得这么好就好了。”姨父于1943年去世，至今已六十八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清晰留在我心中。前不久，他的三位孙女敬时、敬为和景宜来看我，要我给她们谈谈祖父的故事，我就和她们简单地谈起了以下几件事。
壹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
天津南开中学早期毕业生、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黄子坚曾说：“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周恩来听说后表示不同意说：“子坚错了。张校长不是孙中山时代的人，是康梁时代的人。”周的意思是说张校长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不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范畴。从张伯苓毕生的教育实践看，从他“教育是为医治中国人贫愚弱私散”的出发点看，周恩来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当时中国的教育家们中的绝大多数、包括蔡元培、胡适之、陶行知等人在内，他们的教育思想也都是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的。那么姨父鹤丹先生的思想是什么“主义”呢？曾长期担任聚奎中学校长的周光午先生在邓老去世时写的挽词中有这样一句：“早岁革命结社东瀛，国事既立育我奎新。”意思是说他原本是政治方面的革命者，辛亥革命成功后才从事教育的。但是，当他在日本留学时，他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参加了同盟会，他却没有参加。因此很难说他曾经是革命者。这是因为那时清政府正在吵嚷着变法维新，他父亲邓石泉创办的聚奎书院也正在准备因“废科举而改办学堂”，所以他在赴日前就已经决定学教育,以便学成后回国来接办聚奎学堂。有了这样现实的指导思想，再加上他自幼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很深，接受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聚奎中学门前的邓鹤丹题词。摄影/黄淳
每一个在聚奎中学读过书的人一定都记得，校门口两边的石柱上刻有一副鹤丹先生手书的对联：“知国家大势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既然国家大势已经被他认为“可为”，自然就毋需进行“破”字当头而“立”未必在其中的革命，只要身体力行地实行孟子所认为的“三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培养出足够的优秀建设人才，就可以强国富民、复兴中华了。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因此，他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潮”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其具体例证我将在下面述及。
贰读书所学何事——励志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我在聚奎小学读高小二年级。一天早自习时，鹤丹先生从我们教室窗下走过，听见有一位同学正在高声朗诵白居易的《长恨歌》，他立即找到教我们国文的唐秀莹先生，说不宜选这首诗来教小学生读。唐先生说没有选教《长恨歌》，肯定是学生们自己找来读的。鹤丹先生于是就说：“看来小学生们的课外阅读也需要指导，我们可以多买些有关少年立志成才和爱国英雄的故事书来让他们读。这比读《七剑十三侠》好。”没过多久，图书馆贴出通知说：新到大批《岳文戚史文集》、《少年立志的成功》等书，欢迎借阅。我于是从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的文集中读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戚）；“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遭时不遇，有志未申，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史）等刻骨铭心的警句。从古今中外名人小传中读了中国古人“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故事，以及外国人中的《苏格兰国王与蜘蛛网》、《亨利福特的少年时代》和《发明大王爱迪生》等书。当年的聚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读选文。选文由老师推荐，学生到图书馆借，有时老师会将选文刻蜡版，印发给学生。至今（现年86岁）我还能背诵《纳尔逊轶事》：“幼时与兄同在一校，当冬季休假而归校之时。与兄并返校途中风雪大作，寒澈骨不可支，其兄乃约纳尔逊同归家。见其父，父曰：归学与否？吾听汝等之自由，虽然凡发念欲做一事，必成功而后已，此大丈夫之举动而荣誉之事也。半途而废，面目扫地之事也。汝等试就两者比较而择所从。兄忧有难色，纳尔逊厉声曰：“阿兄忘荣誉之一言乎。”卒相帅以去。呜呼！纳公其后造赫赫之伟业，呼风云于大地。虽有声量胆略，超越寻常，不亦以此荣誉心，磅勃而宣泄者乎。”


▲“一夫当关”题刻（资料图）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小学生们大都立志要当军人。因此我读了《纳尔逊轶事》后就立志要学海军，而杨锡鼎（笔者表侄）读了《拿破仑传》后，就要以拿破仑征服欧洲各国为榜样，征服日本。记得我家邻居乡村教育家汤茂如先生问我们长大后做什么时，我们就回答说做中国的纳尔逊和中国的拿破仑。汤先生拿出照相机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一本正经地说：“以此照片为证，二十年后，你们再对着它回忆一下今天说的话，看看实现了多少。”而世事多变，儿时信口乱说的一句根本无法实现的话，二十年后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今天，七十四年之后，锡鼎已于2006”年去世，我因回忆姨父的往事，忽然又想起来。虽然仍旧觉得自己当时的话幼稚可笑，却也并非完全无稽之谈。因为我和锡鼎毕竟都当了兵，穿了大半辈子军装，而且军种也和少年时代的愿望相符：他在陆军医院救死扶伤，我在海军舰船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这在工作岗位完全由组织决定而与个人愿望毫无关系的年代，其巧合的程度也够惊人的了。
叁开启民智，以人为本
1941年上半年，我正在聚奎读初三下。一天上国文课，苏灿瑶先生发给同学们每人一篇油印的文章《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苏老师解释说：“今年是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前天邓六（鹤丹）先生在教员休息室与老师们聊天，谈起辛亥年因赵尔丰开枪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引发四川民众大动乱。朝廷为平息民愤，特派遣曾任四川总督、在川民中官声较好的岑春煊前往四川协办川汉铁路事宜。当时岑正在上海闲住，便一面准备启程入川，一面先发这样一封电报给四川人作为《安民告示》。邓六先生当时年近七十，事情又已经过去整三十年，可他却还能一字不差地把这么长的一篇电文背出来，这记忆力真了不起。我就请他再背一遍，把全文记录下来，发给你们看看。”“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一别九年矣，不知吾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固未尝一日不系念吾蜀中父老子弟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电文就这样开始了。通篇语气平和，还很带感情，而且半文半白，完全不像一个总督部堂在对其属下的老百姓发出的“告示”，倒像是一个久别家乡的人在和家人商量一件普通的家务事。但是那意思是明确而且很坚定的。那就是：必须稳定局势，不能乱，不能聚众要挟。你们的要求，“不论如何艰巨，我自当为民请命”，朝廷必会秉公处理。如果有人不听招呼，想趁机捣乱，那就“不但为国法所不容，亦当为我父老子弟所共弃，而春煊自亦当执法以随其后。”聪明一世的“岑元帅”，竟至糊涂一时，还以为事到如今他的父老子弟会听他的招呼而稳定下来，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同盟会员会被他的“法”所吓倒而不敢趁机“捣乱”。时移势迁，他的那一套软功夫不灵了。关于岑春煊这个人，我那时对他知之甚少，只是在学中国近代史时听老师陈必昌先生说他是个清官，能同情民间疾苦，惩办了很多贪官污吏：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时他宣布赞助共和；袁世凯称帝后他接受孙中山邀请出任讨袁军副总司令。看来他有比较开明和向往进步的一面。但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宠臣，曾经历任两广、四川、云贵总督的他必不可免地还有忠于腐朽的大清王朝的一面。他不可能成为体制方面的改良派而和康梁站在一起，他可以在实践上对具体的国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他的这篇《安民告示》也多少表现出这种两面性。直到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眼看大清帝国的大势已去，他才表示赞助共和，取消帝制，电请清帝退位，以避免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我想姨父正是因为赞赏他能坚持“维稳第一”的政策直到最后，而又能在大乱已起时顺应潮流支持共和政体，才于三十年后向同事们背诵他那篇电文的。


▲“大德必寿”陈独秀题。摄影/黄淳
说完了邓老对所谓稳健的改革派实行家的肯定态度以后，我们再看看他对激进的革命者的评价。我在聚奎读书时有一个同班好友漆宗焕。一次姨父来我们家时正好漆也在。他问宗焕：“有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漆南薰你知道吗？”“我知道。是我父亲。”“他牺牲得很壮烈。可惜了。像他那样有造诣的经济学家，中国不是太多了，是太少了。”宗焕不知道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回头看我一眼，没敢再答腔。事后漆宗焕对我讲了他父亲壮烈牺牲的故事。他说，民国十六年，他父亲在《新蜀报》当主笔，经常发表抨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欺压人民的文章。恰好在这一年发生了英法美日军舰炮击南京的惨案。他父亲和一些革命同志就发动群众于3月31号在重庆打枪坝举行万人大会，抗议声讨帝国主义国家的暴行，群众公推他父亲担任大会总主席。当时的重庆警备司令王方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命令军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青年学生近百人。士兵们同时冲上主席台捉拿漆南薰。漆即振臂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王方舟！”暴徒们先割掉他的舌头，挖掉他的双眼，再砍下他的脑袋，抛弃到马路旁的杂草丛中。36岁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过了几天，姨父又和我谈起漆南薰的事。他说漆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出版，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影响，因为在此书出版前，人们只注意列强如何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侵略中国，这是第一本分析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书。他应该循此方向继续研究，成一家言，以便让国人深入认识列强侵略的实质。这也是孙逸仙在遗嘱中所说的“唤起民众”。对于像姨父他们那一代人的也可称之为“以人为本”的立场，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同情，但个人价值观的形成，总是脱胎于他成长所在的环境、受限于他所属的阶级，是可以理解的。他曾说办学校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培养出个别的英雄伟人或者大学者大文豪，而是训练出大批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人来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大英雄大伟人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不是学校可以“培养”出来的。所谓英才，就是聪明一点，学习成绩好、守纪律、有责任感、公德心强而思想言论又不过激的人。他曾资助过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读完中学和大学。我所知道的有三个这样的学生，两个后来考取公费留美，回国后一人成为铁路运输管理专家,一人任大学教授。还有一人在西南美专毕业后，在四川几所中学教美术，很受学生和学校领导的欢迎，成了川东地区有名的中学教师。这几位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就是所谓英才。姨父去世后，那位运输专家送来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话：“负笈江津承恩立雪痛此日山颓木坏心丧奚止三年。”邓老不赞成政治方面过激的思想言行，也不赞成其它方面的“聚众闹事”。他特别反对学生们动辄罢课。他说罢课耽误学习，助长浮躁心理，破坏学习环境。我哥哥开燊有一次在姨父家吃饭时谈起重庆联中学生因怀疑某校长有贪污行为，罢课逼他辞职。姨父认为这样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有真凭实据，只需写一封信给教育厅，附上证据。事情就解决了。罢什么课呢！”
肆姨夫是乡村派教育家
我和二姐孙开炀曾经讨论过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中能用毕生精力办学的有三位：天津的张伯苓、长沙的胡子敬、四川江津的邓鹤丹。伯苓先生在大城市天津创办南开中学，由于他曾在严范孙家当家庭教师（严范孙任清朝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他支持张伯苓办”学。军阀段祺瑞送孙子读南开中学时，捐助大洋40万。南开中学资金雄厚，办得很有名气，也培养出许多名人。第二位是胡子敬先生，他创办了著名的长沙明德中学，与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教会学校雅礼中学齐名。邓鹤丹先生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心中国的前程，出现了很多种学派。邓鹤丹先生有不少乡村建设会的朋友，他比较接受乡村教育派的观点。虽然在日本时交往的国民党元老程潜（时任湖南省长）邀请他去湖南长沙，鹤丹先生又当过四川省督学，也当过川南师范学校校长，但是他却愿意回到乡村办学掌管聚奎学校。由于三人所处环境、学生来源、筹集资金的不同，邓鹤丹先生的名气比不上前两位，但是我们认为在办学能力和用毕生精力办学方面没有多少差别。


▲聚奎中学。摄影/吴刚
姨父鹤丹先生先生毕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专注于中等教育，集中精力办好聚奎中学，绝不旁骛。他曾担任过省视学、万县省立第四师范、泸州省立川南师范和省立江津中学的校长，但都是为了办好聚奎中学积累经验和扩大交流。抗日战争时期，白沙成了重庆附近的文化重镇，社会名流云集，包括前北京大学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胡次珊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教育界名人都居住在白沙。姨父跟他们都只是一般地礼节性应酬往来，唯独对明德中学的创办人、校长胡子建老先生特别尊重亲近，尊为前辈（其实胡只比他年长两岁），亲自替他在聚奎学校内安排住所，嘘寒问暖，经常去拜望，虚心请教，畅谈有关办学的事情。因此当他去世后的追悼会上，乡绅孙应湘送的挽联中称赞他办聚奎学校“由萌芽而拱把而参天，问津邑与蜀中与海内，有几人能如斯贯彻精诚。”在聚奎学校的课程表中，自高小一年级以上，有一门其它学校都没有的课程“农业劳动”，每星期两小时。每个学生入学时，就指定分给他一块菜地，由他自己决定种什么菜，成熟后由级任老师评分登记，然后由学生自行处理。姨父说：“中国人自古提倡耕读传家。聚奎学校地处农村，让学生不脱离农业劳动很有好处。可以让他们知道稼穑的艰难，懂得淡薄以明志。”鹤丹先生毕业于日本宏文师范，归国办学后从日本引入大量设备和书籍，扩大了图书馆规模，藏书古籍12000册、现代书3000余册。在德智体三种教育中，邓老首重德育。他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因此他反对体罚。他认为体罚会让学生养成怯懦、胆小怕事的的性格。我在聚奎读初小时，因编顺口溜讽刺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借口我没交作业痛打我一顿，打得我遍身都是伤痕。姨父知道后，曾劝他不要随便体罚学生，他就到处说“我打了孙开远，邓六先生批评了我。”他话中有话，这是谁都能听得出的。恰巧这时教育部发出严禁体罚学生的命令，邓老就在全校教师联席会上宣读了教育部的这个命令。他解释说：我历来不赞成体罚学生，因为体罚可能使孩子变得胆小怕事，养成说谎、不敢承担责任、诬陷他人的习惯。他讲了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他说：“我们的学生应该学华盛顿敢于承担责任的诚实行为，而我们老师们是不是也应该学华盛顿的父亲教子有方呢？”由于姨父自幼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因而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细节也注意要合《礼》。例如他见我在听人讲话时喜欢翘二郎腿，就对我讲了朱熹讲学因有一个学生“交足”，他就认为是不礼貌而停止讲课的故事，告诉我注意一句小的行为都要“发乎情，止乎礼”。以至直到今天每当我看见电视里有些中外的大人物翘着二郎腿时，心里还感到别扭。又例如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谈话完毕后，指着他面前桌子上一盘精美的蛋糕说“你拿几块去吃吧。”我因周光午校长也在室内，感到不好意思，迟迟没有拿。他立即从不知哪本儒家经典上引来一句话：“长者赐，少者不可辞。”我于是挑大的拿起两块，向两位先生各鞠一躬，很高兴地退了出来。
伍“我心悲伤盍其有极”
鹤丹姨父在日常生活中态度严肃，说起话来总是“讲理讲法”的，因此人们往往以为他缺少感情。其实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只是他把感情藏在内心深处，外表总是那么不苟言笑罢了。但他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有一回，家里人为了好玩，请来两个扶乩的人玩扶乩。大家兴高采烈地请来一些“鬼魂”吟诗对话，玩得很高兴，有人就请姨父也来参加。他素来反对这样的迷信玩意儿，但这次他看大家高兴，也就参加进来了。他请来他已故的好友萧绮笙（萧湘）的“灵魂”，对谈了几句话后，他问“萧”：“你有什么关于你儿子的话要告诉我吗？”乩笔写出：“此子不肖，后事累君。”他又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回答：“君性太直，宜养性！”话还没有写完，老先生已经老泪横流，泣不成声了。子侄们劝他不可激动，免得血压升高。他说：“我也知道这种把戏是假的，不过这说话的口气太像萧绮笙了，这让我不能不激动，竟致失态了。”


▲邓家祠堂，1939年抗战期间，邓家族人将祠堂腾出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办公处。摄影/马文浩
1941年清明，姨父让我陪他一同到黑石山上去给亲友上坟。我就提着装着香烛的篮子，随他首先到山头八角池边他的学生诗人吴芳吉墓前祭扫完毕后，又到校门口排球场下边松林里萧绮笙墓前祭扫。然后我再在萧绮笙墓旁一座墓碑上刻着姨父手书的“呜呼亡儿燮友之墓”八个汉碑体字的小土坟堆前点燃香烛，他在坟前低头静默地站立了约四五十秒钟后深深地一鞠躬。与近在咫尺两层青石包着的萧绮笙的大墓相形之下，邓燮友的小坟堆显得单薄可怜。我于是问姨父是不是将这小土坟也用石头包起来。他说：“不必了。”这令我想起他卧室里正对着他床头的墙上孤零零地挂着的那个白帆布信件插袋。插袋里并没有信件，只插着一张少年人的已经有点发黄了的四吋半身像。相片贴在一张硬纸板上。硬纸板下端写着两行一看便知是出自姨父手笔的毛笔字：“苗而不秀、华而不实，我心悲伤盍其有极。”相片上的那个少年人就是姨父少年早殇的长子燮友。这个插袋是我第一次走进这间卧室就看见，直到1943年姨父去世后才取走的14年间所见到的唯一的墙上装饰品。想一想吧，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一个老人朝朝暮暮看着爱子的遗容而不忍取走，心里该是怎样深切的爱与悲痛啊！知道了鹤丹老人对朋友和儿子的深刻思念，还能说他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吗？他只是为了要做到“悲喜不形于色”，而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罢了。这和他不将儿子的相片放大用玻璃框装起来，不用青石把儿子的小土堆坟包起来一样，都是出于不夸张自己的感情这同一心理。

来源：重庆白沙